震惊日本的诏书

　　古老的东京城周围环绕着宽阔的护城河和高大的城墙，现在这里居住着温和的日本皇室，但就在1941年那个阳光灿烂的12月的早晨，正是从这里发出了一道关于战争的诏书。这道诏书的措辞极为正式，它给日本帝国和世界带来了可怕的征兆：

　　“我们忠诚勇敢的臣民们，我们呈上天之名，万世永继的，泽及尔等的日本天皇，在此向美利坚合众国和大英帝国宣示战争。

　　在我们帝国祖先神圣精神的护佑下，依靠我们臣民的忠诚和勇气，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伟任一定能够发扬光大，我们一定能够迅速地铲除一切邪恶的根源。”

　　这个战争宣言于12月8 日上午11点40分（东京时间）广播，也就是在日本飞机袭击了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四个小时之后。这个诏书并不是日本天皇裕仁本人所写，而是由那些躲在他背后的阴影里，通过他的神性权威制定政策的顾问们执笔。然而，按照天皇本人的愿望和判断，他根本就不愿意发动战争，而他的年号———昭和，正是昭示和平的意思。以上这些都显示出黑色幽默的意味。

　　早前的广播新闻（关于战争的消息）震惊了日本7300万人民（整个日本帝国共有1 亿人），而诏书的颁布正式肯定了消息的真实性。当天早晨，在东京新桥车站买报纸的日本人———“在迈出三步之后，都马上停下步子以更好地阅读，然后斜着头，再猛然后退，”法国记者罗伯特·格依雷恩这样报道说，“他们抬起头，马上戴回了面具，变得难以猜测。没有对摊主说一句话，他们之间也没有任何交流。”

　　户崎明是一位东京的报纸编辑，对于日本与西方处于战争边缘的情况，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即使如此，战争的到来仍使他大吃一惊。“我当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户崎明后来说，“因为大众并没有做好准备。”五味川纯平是一个钢铁厂的研究员，对于日本和美国的生产力对比非常熟悉，他回忆说：“对我来说，那就好像天摇地动一样。”而一位东京的年轻家庭主妇松冈洋子说：“珍珠港事件对于日本人的震撼和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样的大。”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理解日本人民的这种反应。因为当时日本陷于耗资巨大的对华战争已经有四年多了，死于战争的人超过18.8万，国内动荡的经济严重干涸，大米和其他的大宗物资都被强行列入定量供应的名单。如今，再加上这样一个致命的冲突，情况的严峻就可想而知了。日本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和英美力量的对抗，而这一力量，正是它长期以来所仿效、嫉妒、崇拜和仇恨的对象。

　　与西方的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可怕的危机。随之而来另一现实问题是，发动战争所必需的自然资源，日本本土根本一样也没有。即使日本通过征服资源丰富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能够很快地获得主要的原材料，但从长期来看，日本的战争生产能力还是根本无法和美国相比。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日本必须赶在美国将它的军备工业发动起来之前，彻底地将其击败。因此日本计划进行一个短平快的战争。日本军队将在防卫线上散开，使美国的进攻劳而无功，一直等到美国人失去了信心并退出战争，任由日本组建自己新征服的帝国。

　　然而即使在参与制定计划的那一小撮军队和民间领导人的内部，也有一些官员认为取得这个巨大胜利的希望十分渺茫，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天皇想起了1905年和沙皇俄国发生的那场海战，于是就召见了帝国海军的军令部总长（即海军总司令）永野修身，问道：“你觉得能取得一场大胜吗？就像当年的对马之战一样。”永野修身回答说：“我很抱歉地回答您，那是不可能的。”裕仁天皇说道：“那么这将是一场令人失望的战争了。”

　　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但是为了设计并着手进行他们巨大的冒险行动，日本的领导人都在依赖于一个隐藏的力量。天皇的诏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对于天皇的臣民来说，对于诏书的坚信程度和他们对从太阳女神———天照大神那里直接流传下来的话的坚信程度是一样的。诏书不仅具有世俗法律的效力，还具有天授的约束力。由于来自神话深处的信仰，天皇的战争宣言所召唤起的力量，是来自一个极为深远的源头，而这力量比西方流水线上下来的任何硬件都强大得多。这个源头就是所谓的大和魂———也就是日本精神。

　　第一次的神风拯救了日本本土

　　日本的领导人极为坚定地认为他们国家的人民拥有着巨大的精神力量，尽管在语言上的定义非常简明，但这个力量比任何的人力和物力的资源都要强大。虽然，最终证明他们是错误的，但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日本精神的确是一个促进和支持的力量，其作用达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日本人的团结在二战中是无与伦比的。奋不顾身的海员们明知必死无疑，还要争先恐后 地要求驾驶鱼雷艇，而神风特攻队那些年轻的飞行员们则不惜撞向敌机同归于尽，这些都是日本的教育、军事和宗教传统熏陶的必然结果。为了国家和天皇的利益，一个充满激情的日本人可以二话不说地牺牲一切，上至东条英机首相这样的高官，下至街头田边的平民，无一例外。日本政治中极少有异议者，而异议不仅指行动，也指言论，更包括了怀有危险的异端思想。

　　日本的战争是全民的战争。日本人民忍受着漫长的饥荒煎熬，妇女们在煤矿中吃力地挥舞着镐头，孩子们在工厂里长时间地工作，老人则挖掘松树的根来做燃料，甚至连和尚们也被征去从事军事后勤服务。成百次的空袭造成了差不多100 万日本平民的死亡，但同时有成千百万的人在时刻准备着与入侵的敌人决一死战，尽管他们的武器只有拗尖了的棍子。

　　所有的这些都是“大和魂”的体现，这种精神发源于日本的历史，已经融入了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血液之中。

　　实际上，日本民族究竟形成于何时，来自何方，在渺茫的传说和编造的故事中早已不可追寻。但可以确定的是，早在公元之前的某个时间，就开始了一股向日本持续且不断增长的移民流动。移民主要由蒙古人构成，他们沿着朝鲜半岛而下，渡过海峡，登上这个位于东亚尽头的火山密布的列岛。

　　他们在最南端的三个岛上定居下来，并和那里的原住居民渐渐融合，列岛的整个面积要比意大利稍大一点，但没有一个地方离海超过70英里，移民居住在高耸入云的群山之间，住在青翠的山谷里和林木茂盛的山坡上，这里气候宜人，水源丰美，但问题是矿产资源奇缺。

　　1941年和西方开战的那些日本人，正是这些原始部族的直系后代。他们的血统几乎没有任何的混杂，在日本战时的人口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属于别的血统。因为拥有相同的文化和观点，地理上与世隔绝，同时在政治上也常常处于孤立状态，日本人也许在全世界的主要民族中是单一性最强的一个民族。

　　尽管在日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长达几百年的迅速甚至激烈变动的时期，但某些情况和价值标准却是传承不变的。由于气候和地形的原因（日本只有不到20% 的平地可供耕种），日本形成了一套水田稻作的农业体系，从2 世纪一直传到20世纪，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日本的田地支离破碎，每块平均面积2.5 英亩，在数以万计的这样的田块上，农民们共同劳动，分享公共灌溉系统带来的福祉，这个系统浇灌着那些他们赖以生存的稻米。

　　在这种复杂的共享关系中，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观点：一种超过了古代宗族或者是尔后的封建采邑的概念。这种观点认为：他们的根本利益必须通过合作和相互理解来维护。随着日本发展成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国家，日本人开始聚成一个个集团，一起生活，一起娱乐，一起经营，通过协商一致来管理集团事务。异议在这里是没有作用的。

　　如此小的一片土地，却要永远承载如此沉重的负担。因此，日本人对于自然，怀有深深的感恩之情，也格外醉心于它的美丽，这种尊敬逐渐发展成了一种多神崇拜，在这里，自然现象都被人格化和神化了。太阳神处于最中心的地位，然而也有无数的自然造化的神工在日本各地的庙宇中像神明一样受到崇拜。可以是一棵当风而立的大树，也可以是一朵艳美的花儿，或者是一条波光闪闪的溪流，一只翅膀纤巧的昆虫。

　　这种土生土长的宗教就是人们所说的“神道”———意为神的方式。它的形式纯粹而简约，神道的目的不是进行道德教化而是要表达对自然灵迹的尊崇。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它成为了日本的国教，同时也被改造成了一个工具，被随着二战临近而变得日益有效的民族主义所利用。

　　由于神道教的诸神都以人的面目出现，一些伟人受到像神一样的崇拜也许就不可避免了。一个部落集团的领导家族被认为具有神的血统，这个家族在6 世纪掌握了西日本的统治权。根据史诗的记载，男神伊耶那岐和女神伊耶那美生下了日本列岛，然后伊耶那岐通过洗鼻子和洗眼睛这一特殊方式，造出了太阳女神天照大神和她狂野的兄弟———风暴之神须佐之男（即素盏鸣）。须佐之男十分嫉妒天照大神，并且对她进行毫不留情的折磨，她躲进了一个山洞，于是世界变得一片黑暗。

　　这样一来，当然大家都感到十分不便，其他的男女诸神聚集在山洞外面，造出了一棵神树，在树枝上挂上了一面镜子———后来镜子也变成了日本天皇权力象征的一部分。一个女神跳起了一种动人心魄的舞蹈，充满了热情，以致天照大神也忍不住从洞里向外偷看发生了什么事情。由于看见了镜子中反射出来她自己的影子，天照大神忍不住从藏身处一点一点地探出身子，结果被众神中的一位一把拉了出来。看，这下世界又恢复了光明。

　　须佐之男因为他的恶行而被从天上赶了下来，于是来到日本最大的岛———本州居住。但是他又向天照大神献上一把宝剑表示改过自新，同时这剑也是王权的象征。这个神话说明须佐之男和他的后裔是日本最初的定居者，也是现代日本民族的祖先。至于天照大神，她的孙子琼琼杵命、迩迩艺命被指派来统治日本，而日本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正是琼琼杵命、迩迩艺命的玄孙。这样1926年12月25日登基的裕仁，就成为了日本的第124 位天皇，这可以沿着一条清晰的脉络一直追溯到神武天皇。

　　在早期的日本，通过私通关系来维持皇族的世系是毫不受到非议的，裕仁天皇的父亲就是明治天皇和一位宫廷女官的儿子。然而，最根本的是，天皇与他的祖先有着可能最接近的血缘关系，因为他就好像日本这棵参天大树的主干，而日本人民则是它的侧枝。裕仁对于他的所谓高贵血统和神圣权威远不是那么深信不移，但是他完全清楚天照大神的神话将他变成了日本这个民族大家庭的象征之父，而日本人民将会为他献出生命。

　　在神武天皇的世系建立之后，有时天皇的朝廷会被贬谪到一个有名无实的地位。公元645 年，一个由藤原不比等领导的家族夺取了日本政府的主导权，从此日本进入了一段几乎长达四百年的影子政治和贵族文化变革时期。

　　综观这一时期，藤原氏有力地统治着日本，他们的统治总是打着天皇的名义，总是以摄政或者内大臣的身份从背后操纵政权。这个狡猾精明的家族认识到，保留天皇这一名义上代表世袭权威的象征，对于他们是很有助益的。但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如果要天皇过多地参与决策过程，那些不受人民欢迎的、不明智的和不成功的政策将会使天皇失去光彩，他的神圣的光环将会消散，人们会把他视为一个普通的人，发现他也会有明显的谬误和愚蠢。因此，在藤原政权以及他的继任者们的统治中，天皇恰当的政治地位便是“高出云表”，而那些政府中的世俗事务，则留给了任何一个碰巧掌权的集团去处理。

　　藤原氏发展出一个完善的制度来通过天皇维持他们的权力。一位藤原氏的少女会被嫁给年轻的天皇，而天皇则往往在有了继承人之后被劝退位（因为作为一个象征性的君主只是例行公事，而毫无自由），藤原氏的成员总是在年幼的天皇成年之前顺利地担起了摄政的角色，然后，又一位藤原氏的新娘会走上前台，又一位继承人会出生，又一位天皇会顺从地退位，同时，又一位藤原氏的摄政将会掌权。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永无止歇的循环。

　　由于日本列岛和中国的海岸线之间隔着宽达450 英里的大海，早期的日本人和他们那个文化高度发达的邻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往，但藤原氏最初的执政者们对他们所衷心钦仰的唐朝还是有所了解的。他们在中国唐朝的繁盛中看到了将落后的日本带入东方主流文明的机会。他们全盘照搬了唐朝的一切，但同时他们又显示出了惊人的天赋，能够将借鉴来的思想和技术加以改造，使之符合日本人的口味和需要。而这一点是后来西方国家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才学到的。

　　还有许多人前往唐朝游历，包括学者、工匠、艺术家和工艺家、官员以及武士们。作为唐朝风尚的缩影，无论是诗歌和绘画，建筑和造园，方法和技能，统统都被吸收并改造，使之更为简约，更具有日本的本土风格。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基础上，单音节的汉字被借用来创造出发音符号，从而改造成多音节的日本文字。

　　以头颅为代价的突然行动

　　为了发展出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藤原氏按照唐朝的模式，将全国分为郡县，并创造出一种城镇附带乡村的行政组织机制。在以奈良为首都的藤原氏的统治下，唐朝精密的官僚体制被改造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制度。官僚们建立起了一个“天庭”，以此来显示它与天皇宗教性的功能有所联系，同时还建立起了一个帝国贵族院，这是在实际掌权者们和作为象征的天皇之间隐性的一层政府结构。

　　总体来说，藤原氏的政权是很温和的，在300 年的时间内没有发生一起政治性的杀戮事件。但是，就是在行政体制的内部，孕育出了导致藤原氏倒台的祸根。子孙繁盛的藤原氏家族的成员们和他们的盟友们被分封到了全国的各个地方，作为对他们政绩的奖励。他们可以获得免交赋税的土地，为了监督和维护他们广大的封地，这些领主们蓄养了大批的武装力量。

　　在12世纪末，藤原氏家族内部的一个封地，由于政治特权的问题在敌对势力之间挑起了一系列野蛮的争斗，而在纷争终于结束的时候，藤原氏发现他们在世俗政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已经被他们手下的将领们所剥夺。从此，长达800 年的军事力量控制日本政府的时代开始了，直到裕仁出生之前的33年才得以结束。

　　在这一时期刚刚开始的头20年中，武士们第一次登上了日本历史的舞台，他们竭尽全力地鼓吹勇敢、光荣、自律以及不畏死亡等这些美德。新形成的武士势力在源氏家族的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这个家族是一个无敌的军事世家，其首领赖朝在1192年被13岁的天皇授予“征夷大将军”的称号。此后，当源氏家族在海滨城市镰仓建立起幕府的时候，住在京都的日本天皇的地位就变得越发的不重要。尽管出于政治便利的考虑，天皇的崇高地位还得以保持，但是实际上他已经被完全地忽视掉了。甚至到了有一位出于贫困所迫，竟在京都的街头叫卖自己的书法聊以谋生的地步。

　　然而武士们却变成了当时社会的推动力量。他们的头戴兜鍪的形象被描绘在卷轴上，作为坚毅不屈的典型加以纪念，手里还握着象征身份的长剑。与西方的那些目不识丁的中世纪骑士们不同，武士们的家中都充满着由诗歌、绘画书法和其他高雅艺术所营造出的优美氛围。他们还醉心于佛教，这种精深的印度哲学是6 世纪时从中国传播到日本来的。武士们对于禅宗尤其感兴趣，因为它的宗旨就是崇尚忠诚和漠视痛苦。

　　在他们的文化诉求中，对武士来说最主要的还是作为战士的身份。他们建立起一种恒久的崇尚勇气的传统———甚至是自杀的勇气。1274年，蒙古皇帝忽必烈在带领他的铁骑踏遍从俄罗斯西南部直到朝鲜的亚欧大陆之后，又发动了一场战役，试图将日本纳入他的版图。一个由450 只船组成的庞大舰队首先在位于朝鲜和日本列岛最南端的九州之间的壹岐岛和对马岛这些小岛停靠，1.5 万名士兵在此登陆。驻防在那里的一小队武士被全部杀光了，但是他们以牺牲生命为代价消耗了侵略者宝贵的时间。在蒙古人还未及在九州的博多湾登陆和布防之前，台风季节就到来了，面对恶劣天气的危险，蒙古舰队最终撤离了。

　　为了防止侵略者卷土重来，武士们沿着博多湾的海岸线修起了围墙，并且做好了在其中战死的准备。1281年，大汗忽必烈再次派出了他的军队，这次共有15万名精兵，装备着像能发射火药弹的弩炮这样令人胆寒的先进武器。在长达53天的战争中，处于绝对劣势的武士们击退了蒙古人冲倒围墙的所有企图。然后，在8 月14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将蒙古舰队打成了碎块，从而将日本本土从最可怕的威胁中解救了出来。日本人很自然地将这场台风看做上天的护佑，他们将之称为“神风”。

　　就在神风带来拯救的26年之后，又有另一场风暴改变了日本的命运：它将一批葡萄牙商人刮上了岸。众所周知，这批人是第一拨踏上日本土地的西方人。而西方航海家走到哪里，基督教传教士就会跟到哪里。因此，1549年，由一个巴斯克教士弗朗西斯·萨彼埃尔率领的传教团来到日本。看来耶稣会士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因为萨彼埃尔不久后记述道：“我觉得我们可能在异教徒中再也找不出另一个能和日本人相比的民族了。这些人们从整体上都十分优雅、友善，毫无恶意，他们是一些令人惊异的可敬的人，而荣誉在他们的世界里也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

　　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是，基督教在日本几乎找不到立足之地，日本人对这种新的信仰的兴趣，远不及他们对西方来客所携入的武器来得大，因为事实证明这些武器大大改变了武士们的装备。

　　这种武器就是毛瑟枪，日本人很快就能纯熟地制造和使用它们。火器在长达十年的内乱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场16世纪80年代的内乱中，出现了一个日本历史上的大独裁者。他的名字就是丰臣秀吉。丰臣秀吉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的身材即使在日本这样普遍不高大的民族中也显得十分矮小，他的相貌更以丑陋出名，但他却拥有无与伦比的坚韧和智慧。

　　出于对自己出身的敏感，丰臣秀吉着手制定了标准，规定暴发户不准再进入权力阶层，他以要在京都神庙中修建大佛为借口，从农民手中收缴了所有的武器。丰臣秀吉无法容忍任何反对者。一位西方传教士写道：“他是如此谨小慎微地统治着日本的大小诸侯、藩主，显得比一位管束着一家人的父亲还要紧张。他不停地折腾他们，把他们从原来的封地上移走，送到另外的地方，这样就可以防止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扎下牢固的根基。”

　　据传说，丰臣秀吉曾经来到镰仓源赖朝的神社，在这里他对这位源氏幕府的创立者说道：“你有着显赫的家世，不像我，是农民出身。但是，在征服了全国之后，我要征服中国，而你想到过这个吗？”

　　无论这个故事真实与否，丰臣秀吉曾经发动过两次战争，企图借道朝鲜侵略中国。但每次他本人都谨慎地呆在家里以确保对国家的控制。在第一次侵略中，超过20万人的日本大军沿着朝鲜半岛向北进攻，最终于1593年在鸭绿江边被击退。五年后，第二次远征的情况更加可悲，因为丰臣秀吉的死去，他们退回了日本。听到丰臣秀吉死去的消息，日本人都松了一口气，然后撤退———此后直到20世纪再也没有发动过一次对外的军事行动。

　　在一段短期的动荡之后，丰臣秀吉在傀儡皇权幕后掌权者的地位被他的首席军事和政治助手德川家康所继承。德川的家族王朝领导日本度过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奇异的时光之一。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日本人获得了长达260 年的不间断的和平。

　　然而他们也为那僵化的体制付出了无法计算的代价，他们深受这一体制的束缚，直到二战末期他们从自己领导人的手中得到自由，才获得了彻底的解脱。

　　和丰臣秀吉一样，德川家康对于日本基督教的发展的忧虑日益加深。但他的怀疑扩大到了针对一切西方的影响上来。后来，又发展到了针对一切外国的事物。1612年，他发布了一系列的敕令，从根本上将日本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

　　菲尔莫尔总统的特使

　　到1638年，德川幕府的继任者几乎把所有的外国人都赶跑了，只留下了极少数，并且镇压日本的基督教，另外对于一切企图离开日本和从外国归来的人都判处死刑，用这种办法有效地把日本人都牢牢地锁在本土。两年后，一个葡萄牙代表团为说服日本放弃他们的孤立主义政策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不久，虽然葡萄牙人都成功登陆，但其中的13个人被处以斩首，幸存者被允许回到澳门，带去了一个对其他西方人的官方警告：“让他们不要再打我们的主意了，就当做我们不存在于这个世界吧。”日本通向外界的惟一窗口就是长崎，在那里荷 兰和中国商人获准可以进行贸易，但是处于日本政府全天候的监视之下。

　　封建制度在德川幕府时期的将军那里得到了完善和加强。他们掌握着日本四分之一的耕地，以及所有的主要城市、港口和矿山。他们把剩余的部分分给了将近300个封建领主———藩主。藩主和他们的家臣武士占据着四个封建等级中的最高层，他们下面是农民，然后是工匠，处于最底层的是商人。在等级之间，存在着自下而上的忠诚和责任。一个较低阶层的成员如果没有得到官方的许可，就不能不履行对高等级者的服务义务。在藩主骑马经过的时候，卑贱阶层的民众必须下跪并以额触地。对任何无礼的下属，武士都有权将其当场格杀。

　　藩主本身也受到了严格的控制，以防止他们进行任何反对德川幕府统治的阴谋活动。按照要求，他们每隔一年都要到江户去和将军在一起呆一年。江户就是德川家族在一个渔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首都。（到18世纪为止，江户的居民已达到了100 万，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当藩主离开江户的时候，他的妻儿还要留下充当幕府的人质。为了防止藩主们在封地和首都之间的路上进行颠覆活动，他们要按指定的路线行动，这些路线上布满了关卡，仅在日出和日落时开放。而当他们在关卡附近的旅店中停留过夜的时候，则要受到德川幕府的特工队的近距离监视。为了防止任何的藩主与一位可能野心勃勃的天皇结成同盟，皇族居住的京都城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这样来回往返需要花费，再加上在江户维持舒适生活的大量开支，藩主和武士们被迫向他们所鄙视的商人们借债。在江户和大阪这些不断发展的商业中心里，尽管存在着德川政权的重重限制，商人们不但生意兴旺，而且还形成了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包括像歌舞伎剧院以及更高雅的娱乐———早期的艺妓馆。20世纪的那些工商业巨头，如三井和住友，正是从这些身份低下的高利贷者发展而来的。

　　仿效西方的热潮

　　尽管德川幕府用尽了一切的心机和手段对日本这个民族进行压制和封锁，使它保持孤立状态。这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孤立，还要孤立在列强的势力范围之外。但是这种状态是难以永久维持的。就在1853年的6 月5 日，当四艘美国战舰出现在江户湾时，日本的闭关政策就宣告结束了。

　　在这四艘船中，有两艘是船身乌黑的蒸汽船，每一艘拖着另外的一艘帆船，它们正是日 本向来拒之门外的工业革命的产物。这两艘蒸汽船可能是日本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见到的，所以成千上万的住在海滨的人们永远都会记住这一天，他们把这一天称为“黑船”日。

　　这只小舰队是由佩里准将率领的。这个粗野的海上老手曾经在美墨战争中名声大噪。佩里得到的训令是提议“美日两国友好相处并且建立起相互的贸易关系”。为了达到这一既定的目的，美国政府训谕佩里要“谦恭、和蔼，但同时也要坚定、果决”。实际上，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技巧高超的外交家。

　　由于难以揣摩出什么样的东西才能符合日本这个神秘国度的胃口，佩里带了一批种类多得惊人的礼物，其中包括：美国特产的珍禽异兽、成篮的香槟酒、一大桶威士忌、一大桶马德拉白葡萄酒、一箱由塞缪尔·考尔特发明并制造的左轮手枪、一架银版照相机、一套电报设备、一列小型的蒸汽机车加车厢，以及一只装在笼子里的白鹦鹉。他还带了一封米拉德·菲尔莫尔的亲笔信，菲尔莫尔在佩里七个月前起航的时候还担任着美国总统。在这封信里，他称日本天皇为他的“伟大的好朋友”。

　　毫不意外，美国人的到来使日本人惊慌失措。在整整的三天时间里，日本官员甚至不敢把这个消息告知当时的德川将军，因为他的身体很虚弱。将军终于偶然得知了这一消息，他痛苦不堪地生病卧床，直到佩里离开日本还没有起床。

　　由于将军的微恙，如何对付美国人的问题就被抛给了他的重臣们。这个职务没有明确的身份和固定的任期。然而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员也冒着很大的风险，如果哪个重臣为德川幕府的法律提出的某项修正案没有被接纳，那么他就要切腹自杀。重臣们下令动员了2 万名武士，要赶走这些“浑身是毛的野蛮人”。在过去的两个半世纪中，德川幕府长期的和平状态已经使日本武士们的作战技能大大退化。但是，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还是被召集了起来，这使得整套新盔甲的价格一夜之间上涨了四倍。

　　由于日本的防御明显抵不过佩里犀利的火器，所以元老们就采取了他们能想出的最好策略———举棋不定，不断拖延。但是同时，普通的日本人在祈祷另一场“神风”的出现。佩里却显得一点儿也不着急，他把菲尔莫尔的信留了下来，很洒脱地出发到中国去游览，只不过留下话说他会在第二年的春天回来等候回音。

　　佩里于1854年2 月回到日本。3 月5 日，在一个名叫横滨的小村子的一棵樟脑树旁，双方开始谈判，一谈就谈到了月底。在佩里看来，日本人确实是一个“精明狡狯，善于欺诈的民族”。但是，在3 月31日，日本门户开放的条约还是签订了。按照其中的规定，下田和函馆的港口要向美国船只开放，以提供“木材、水、食品和煤炭以及其他其所要求的必需品”的补给。另外，美国还在下田设立了一个领事馆，并且在1858年签订了一个通商条约。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年中，这些看起来微小的特权，却因其他国家的加入而被极大地扩展了。英国和俄国等国家都蜂拥而入，迫使日本给予它们同样的特权，并且获得了治外法权。

　　对于日本来说，这一变化是天翻地覆的，而德川幕府长期以来一直靠压制变化以维持统治，所以它便开始了崩溃。

　　很显然，幕府没有能够成功地履行它的职责，为日本，为它的人民和天皇提供军事上的保护和安全。另外，它还把皇室更远地隔离在世俗权力之外，不经意间就使天皇完全摆脱了任何由佩里开始的入侵所带来的指责。因此，面对当前兴起的“为了天皇，赶走野蛮人”的口号，幕府显得格外的软弱。这一口号响彻了整个西日本，一个武士集团开始了针对德川政权的叛乱。

　　他们的叛乱很快就被扑灭。1860年，就在佩里到达日本后的第七年，德川幕府元老们的领头人物在骑马前往江户家中的路上遭到了刺杀，一位日本作家将这件事视为12世纪建于镰仓的幕府统治的结束。他欢呼道：“300 年来，德川家族的声望一直就像夜空中满天群星所拱卫的月亮，甚至比当年镰仓时代的源赖朝还要盛大。但现在，它就像早晨的月亮一样陨落了。”

　　德川家族仍然死死地抓住权位不放。仅仅八年之后，他们的末日就到来了。1868年，倒幕派最终夺取了江户，将其改名为东京。

　　复辟时代的第一位天皇于1867年在他15岁时登基，这就是明治天皇。在他在位的45年内，日本经历了它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风格在明治天皇登基的第一年中就建立起来，就在这一年，天皇在他的《五条誓文》中宣布了要改造日本，决定它的命运：“我们要从全世界吸收知识，以此来加强天皇制的基础。”

　　历史上，日本曾经从中国学习了很多，但现在明治时代的领袖们把眼光转向了西方强国，如饥似渴地从他们那里吸收各种经济、政治、技术和军事模式。各种利益背景和职业的人们都被送出去学习西方的方法；此外，还有大量的西方工程师、教师、经济和法律专家以及职业军人被明治政府聘请来担任指导职务。

　　改变的效果是惊人的。到1872年，一位英国领事馆官员评论道：“几乎在每条街上都有许多家出售外国商品的店铺。”日本的孩子们在玩一种游戏，他们一边唱着《文明拍球歌》，一边按着韵律拍球。歌词中列举了日本人最渴望的十种西方物品：蒸汽发动机、煤气灯、照相机、电报机、轻型机车、报纸、学校、邮政、蒸汽船和出租马车。日本人专门请了一位英国的建筑师来建造一座宏大的舞厅，一时日本人也能向西方人那样跳交谊舞。这座舞厅就是东京的鹿鸣馆。

　　伊藤先生对德国的访问

　　西方式的变化很早就深入了宫廷。皇宫里通上了电，尽管因为害怕引起火灾而只使用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宫廷中的女性被鼓励着要像西方妇女那样直接大胆地大声讲话，而不是像从前那样端庄地用手捂着嘴小声嘀咕。宫廷中的男性都努力地模仿西方人的衣着。然而，他们的努力措施在一位来访的英国女士眼里，都变成了被嘲笑的对象。她说道：“……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成衣，都显得太过肥大。裤子的裤脚都被塞进了松紧边的靴子里。皱顶的帽子要么一直盖住了主人的耳朵，要么就很俏皮地扣在后脑勺上。”

　　在对西方热心的学习中，明治时期的领导人感兴趣的方面几乎完全集中在外在的形式上，他们就是不能理解西方的价值观。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使日本成为一个和西方平等的国家而受到世人尊重，而日本能够成为一个先进的民族。要赢得西方的尊重，似乎就要有一个宪政的政府，于是明治的寡头们就开始着手创建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宪政政府。

　　1881年，天皇宣布日本很快就会颁布宪法，大概就在未来的10年之内。日本向欧洲派出了一个使团去学习那里的宪政体制，使团的率领者就是明治重臣中的绝对保守派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在德国遇到了“铁血宰相”俾斯麦，并且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很自然地把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德国。他还深深地被德国法学家鲁道夫·冯·格涅斯特的言论所折服，格涅斯特坚持宪法不应该迎合民主的口味，而必须牢牢地根植于国家的传统之中。

　　伊藤博文对他听到的东西深以为然，并且把普鲁士的宪法作为日本的榜样。他毫无犹疑地摒弃了更加民主的宪法范例，例如美国的、法国的和英国的。伊藤博文后来写道：“我相信我已经为我的国家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从内心里感觉将来可以含笑九泉了。”

　　对于伊藤博文和他的同僚们来说，目标就是履行誓言，恢复天皇最高荣誉的地位。但是，同时要继续保持他与实权绝缘的状态。1889年颁布的日本宪法正是这一目标的体现。它再次重申了关于天皇神圣血统的古代神话，把他宣扬成“神圣的、不可亵渎的”，并且宣扬天皇的继承“万世一系”（这个词在裕仁的宣战诏书中再次被引用）。但是同时，宪法也清楚地规定，如果没有帝国议会的批准，天皇颁布的任何法律都是无效的。

　　培养对天皇的崇拜

　　帝国议会即国会，由两院组成：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都由选举产生，成员都来自日本的精英阶层。然而，核心的权利圈极端不情愿把它的权力交给日本的大众，也不愿意交给选上来的代表们。选民被限制在全国6%的人口范围内，而这恰恰大约相当于旧的武士阶层所占的比例。在权力的执行中，贵族院可以对下院提出的立法案进行否决。

　　这种民主的表象使西方感到十分满意。就在宪法生效仅仅四年之后，英国取消了自佩里 打开日本大门不久之后一直实行的治外法权，以此表示它的认可。其他的西方国家很快也纷纷效仿。

　　凭着惊人的智慧，明治重臣们在他们拼命赶超西方的努力中，认识到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日本人民进行的教育。早在1872年，他们就建立起一个义务教育制度计划。这一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号召建立54000 所小学。这一内容的落实速度快得惊人：1860年，日本的大多数人口还是文盲，但到了19、20世纪之交，日本已经变成了亚洲受教育程度最好的国家，公民中的读写率达到了95% 。

　　然而和其他所有的东西一样，教育在日本也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扭曲。在1890年颁布的一道诏书中，发表了一个整个国家都要遵守的基本道德法典，它取得了神圣的法令地位，将日本一直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直至战争结束。

　　另一道《教育敕语》要人民“永远忠诚虔敬地团结在一起”，号召天皇的臣民们要“增进大众的福祉，增进共同的利益”，并且要“尊重宪法，遵守法律”。然后就是强烈地劝勉，要人民担负起义务，在即使无望取胜的冲突中也要奋力作战。诏书中说道：“无论发生了任何意外情况，都要勇敢地为国家贡献出自己，以此来保护和维持我们皇权的繁荣，使之与天地同存。”

　　在其他大多数国家，这种诏书只不过是一个例行宣言，而且很快就会忘在一边。然而在日本，对于全国各地的学校来说，宣读《教育敕语》已经变成了一种宗教性的仪式。任何人如果要接触写有这些神圣词句的纸卷儿，都要按要求戴上白手套。有的校长不小心将诏书掉在地上，或者在宣读中发生了错误，就会采取自杀的方式来谢罪。这种事例确确实实地存在。发生火灾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可以不抢救，第一个要抢救的就是诏书，这种情况就更加不用说了。

　　整个学校课程的设置都是以培养强烈的爱国心为目的，而爱国心又集中在天皇身上。课程中包括道德课。崇敬自然神迹的古代神道退隐下去，而由日本国家和天皇占据优先地位的好战的现代神道教则在道德课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在文部省制定的规则中，将历史教育的目标规定为“为了使儿童们理解帝国的基本特征，并培养他们的民族精神”。同样地，进行地理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向他们灌输热爱国家的思想”。

　　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中小学生遵守着“远距离的崇拜”的常规，每天早晨都向着皇宫的方向鞠躬60秒。孩子们还被教导说，在集会中，如果天皇偶尔莅临，他们必须低下头来，目光向地，以表示对他的崇敬。而且，老师们每天都要问男学生们：“你们最大的抱负是什么？”

　　孩子们就会用稚气的嗓音异口同声地回答：“为天皇而死！”

　　到时候，他们中间将会有上百万的人实现这一诺言。

　　从武士到实业家

　　为了建立一个防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壁垒，同时为了建立起一个可以支持军事建设的经济，明治时代的日本把重工业当做了它的第一要务。由于没有任何基础，但因为惧怕外国的控制而拒绝外国投资，日本不得不白手起家，而且要独自摸索前进。日本明治政府处理问题时，采用的可能就是按照其他国家以前遇到类似情况时所采取的那些办法。

　　“学习工业并克服其中的困难，是政府必须履行的一项责任。”一位明治时代的领导人 这样说道。日本的财政收入大部分都是靠扩大土地税获得，依靠这个有限的资源，日本政府艰难地建立并经营着自己的工厂。开始时，工业建设的重点集中在战略性的军需品方面，只有到了后来才把重心转移到了消费品上，这样，整个工业体系就涌现了出来。日本的劳动力一直受到的教育就是要把繁重（而低薪）的工作看做爱国主义的体现，托这种教育的福，日本的新工业体系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即使说不上迅速兴旺起来，至少也是在稳步地增长着。

　　虽然明治政府计划着保持对军事工业的控制，但它并没有打算永久性地占有私人企业。早在1880年，在《廉价出售工厂概则》的序言中就出现了转变的迹象：“那些为了鼓励工业发展而建立的工厂，目前管理得当，业务兴隆，对于那些应该由民间经营的工厂，政府将放弃其所有权。”

　　除了极少部分之外，政府逐渐放弃了所有的非军事工业企业的所有权。一部分是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它认为特别有经营能力的个人和合伙者，其他的干脆分文不取地白送。古老的商人阶层的家族绝不是惟一的受益者，实际上，他们常常被认为过于谨小慎微，难以适应新的工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具有商业头脑的武士们发现了这是一个令他们大有作为的新的使命，就像一位明治时代的规划者所说的那样：“凭着他们历代培养出来的精神力量，武士们可以胜任任何工作。”

　　极少数几个履行了这一使命的幸运儿后来都成为了日本工业中第一流的大实业家。他们手中的巨大财团，掌握着日本经济的每一个部门。他们被笼统地称为财阀，他们与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使他们的发展大大受益，但也遭到了次一等实业家的嫉妒。他们的成功虽是惊人的，但他们对于原材料的需求也远远超越了日本这个狭小国家的范围。从1868到1897的30年间，日本工厂的原材料进口量增加了5 倍。日本之所以采取军事侵略的政策，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满足工厂们不断增加的原材料需求。

　　在那些推翻了德川幕府、领导了明治维新的人中，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武士出身。然而在日本迈向现代西方世界的最早步骤中，粉碎过时的德川封建体制显然是一个十分必要的内容。而武士正是德川体制的基础部分。法律规定取消阶级的区分，对于武士们的命令只是简单地要求他们停止佩戴作为其优越阶级地位象征的长剑。武士们的世袭薪金先是被削减了一半，后来又通过一次付清的方式被彻底取消。然而，对于这个几百年来只允许武士携带武器的社会来说，最令人震惊的还是一支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常备军的建立。

　　许多武士很好地适应了变革。他们变成了新兴的工业资产者，成为了政府官僚系统的骨干，成为了警察中的上层，以及新的军官中的核心部分。然而，其他的人却落到了十分潦倒的境地，不得不以典当盔甲为生，甚至因为买不起与身份相称的衬衣，而把白布缝在领口来假装。

　　这些落魄的武士们出于仇恨在1877年发动了一场叛乱，当时羽翼刚丰的征兵制新军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将这场叛乱镇压了下去。新军的指挥官山县有朋以前也是一位武士，他堪称日本的军队之父。在评论他的军队第一次重大考验的结果时，山县有朋表示他很满意。他说道：“日本人，无论是否军人，都起源于相同的血缘。只要他们遵守常规的纪律，就一定能使士兵们达到祖先那样的英勇。”

　　对于山县有朋这样的领导者来说，精神上的纪律的重要性丝毫不逊于武装手段。一位领导人说：“一个军队依靠的不是枪炮舰船，而主要是爱国主义的感情。”正是在明治时期的军队中，“武士道”这个词第一次广泛流传。这个词深深根植于日本的历史中，它包含了对诸多古代道德理想的追求，如自律、对上级的忠诚，以及面对死亡时的英勇无畏。

　　吸取帝国主义的教训

　　早在1890年，山县有朋就制定了一个计划，指出日本陆军“未来的明确方向”。

　　他把日本的“主权线”界定为这个国家实际的地理边界。但危险的是，在所谓的“利益线”中，他却用语模糊。山县有朋写道：“如果我们要维持国家的独立，并且使之置身于强国之列，就必须不断推进并保卫我们的利益线。而不能仅仅满足于保卫主权线。”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日本的利益线使它的海军和陆军都远远地脱离了正轨。

　　从19世纪的最后10年到20世纪的头40年这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日本一直在追求太阳下更强大的地位，但其中的胜利只是一时，更多的是无穷无尽的挫败。这一段时间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以及狂热的殖民主义。

　　1894年，当中国军队被派去帮助朝鲜国王平定叛乱的时候，日本也抓住机会以此为借口进行武装干涉。在为期九个月的喧嚣的战争中，日本军队把中国军队从朝鲜赶了出去，并且继续推进，占领了旅顺港、满洲南部的辽东半岛、山东的港口威海卫，以及台湾岛。然而，在德国、法国和俄国的联合施压之下，日本被迫交出了除台湾外的一切战果，这令它一直耿耿于怀。但讽刺的是，德法俄三国将日本交出的战利品自己瓜分掉了。这件事对于东京来说，是一堂铭刻于心的帝国主义教育课程。

　　与美国作战，我们毫无畏惧

　　10年之后，在第二次围绕朝鲜进行的战争中，日本在海陆两线大败俄国，震惊了世界。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出面调停，日俄缔结了一个和约，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拥有“永久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这个条约还规定日本拥有对辽东半岛、库页岛南部，以及俄国所修的从旅顺到沈阳的南满铁路的控制权。但是，当日本尚未从俄国那里获得他们的战利品时，人们的愤怒情绪高涨，成群结队地涌上东京街头叫嚣。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站在协约国一边，利用欧洲大陆一片混乱的机会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特权，以及在太平洋上的马绍尔、加罗林和马里亚纳等殖民地。1919年的凡尔赛和会承认了日本新获取的特权和领地。但是当胜利的协约国拒绝将日本提出的一项关于禁止种族歧视的修正案纳入《国联盟约》时，日本人被激怒了。在他们看来，这次拒绝就是西洋人对于所谓“黄祸”的非理智恐惧的又一个例证。

　　日本人的傲气在1922年的华盛顿裁减海军军备会议中遭到了挫折。在这次会议中，确定了5 ∶5 ∶3 的战舰吨位比例，日本排在了美国和英国之后。但是日本掌握了西太平洋的支配权，而且英美同意不在这一地区增加新的力量。

　　1931年，日本军队在满洲挑起了事变，并且彻底击败了中国国民党军队，并快速推进。当国联的报告指责日本进行侵略时，日本愤而退出了国联，决心不顾任何国际社会的谴责和以前的条约义务，在远东一意孤行。

　　对于日本的这种反应，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也渐渐地感到不满。由于认为它在远东的利益受到了威胁，美国在1939年废止了与日本的贸易条约，接着减少对日本的石油和废钢铁的出口量。但是日本并没有把这些当回事，反而变本加厉地在1941年占领了全部的法属印度支那。作为回应，美国联合英国和荷兰对日本实行全面的石油禁运，这对于日本这样一个燃料贫乏的岛国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作为取消禁运的条件，西方国家要求日本从中国和东南亚撤出。

　　是向西方的威胁屈服，还是大胆地挣扎到底以保护生死攸关的自然资源？面对这一重大抉择，日本选择了征服。它接连袭击了珍珠港、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和新加坡。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入了它的人力、财力和全国的能源，以及它的“大和魂”。一位战时的领导人说道：“只要还有忠诚和爱国的伟大精神，我们在与美英的战斗中就无所畏惧。”

　　说这番话的人正是当时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他的胸中，燃烧着日本精神的熊熊火焰。

　　· 战争中的日本

　　身着长袍的神道教神职人员站在大阪一座树木丛生的山顶上观看日出。这是神道仪式的结束。这一传统仪式包括演练、祈祷、沐浴和升旗等环节，政府鼓励人们参加，并以此作为培养“大和魂”（即“日本精神”）的一种途径。

　　最高贵的死法

　　许多日本人都把切腹自杀浪漫化，实际上这是一种极为痛苦的自杀方式，就是用一柄短剑剖开人的腹腔。这种方式可以追溯到公元9 世纪，从12世纪开始，它就成为了一个上层的武士用以洗刷自己耻辱的惟一方式。切腹自杀之所以在现代的日本仍被沿用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曲著名的18世纪的戏剧———忠臣藏，这出戏向成千上万的普通日本人宣扬了自杀的光荣和伟大。

　　这出戏大体上改编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名叫“判官”的藩主因为在神社中舞弄刀剑（为了警告一个对他妻子图谋不轨的人）而触犯禁律，被迫切腹自杀。这场切腹的情景发生时，舞台上挤满了家臣和傲慢的官员们，扮演判官的演员跪下来，进行一番最后陈词，然后勇敢地结束了生命。

　　这个场面是如此感人，判官的自杀又是如此勇敢和高贵，以至于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都深深地相信切腹自杀是最高贵的死亡方式。

　　判官（由尾上梅幸扮演）准备用一柄以布包裹的剑切腹自杀。

　　东京的小学生们挎着玩具步枪向学校的“御影真”鞠躬。“御影真”就是专门用来放置天皇和皇后画像以及《教育敕语》的屋子。这一仪式的目的是灌输对天皇的服从。

　　在袭击珍珠港的头些天，为了显示他们的爱国主义，一个东京妇女组织的成员们跟在陆军军官们的身后列队前进。她们的制服由白色罩衫和扎头带组成，这是日本妇女在做家务时的通常装束。

　　在1941年日本奇袭珍珠港后一个半小时，日本帝国空军司令向媒体宣读了对美国和英国的战争宣言（上图）。很快，震惊的日本人民纷纷驻足街头，聆听从广播中传出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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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941年，在日本突袭珍珠港的一个半小时之后，大平秀夫大佐（上图）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对美国和英国的战争声明。片刻之后，震惊的东京市民（下图）在大街上驻足收听广播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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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里之爱就像火焰

　　一般燃烧”

　　“每一个家庭现在都是一处战场，”1941年12月10日，就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三天后，东京的一家报纸这样宣称，“邻里之爱就像火焰一般熊熊燃烧。”社论热烈地颂扬日本的“邻组”超越了阶层和家庭的界限，将整个国家都团结到国内防御中来。

　　1943年整整一年，直到1944年，日本100 多万个邻组（每组由10到12个家庭组成），准备好迎接美国轰炸机的一波又一波攻击，尽管此前惟一的一次空袭就是詹姆斯·H.杜里特尔中校在1942年4 月对东京发起的那次小小的攻击。邻组成员们学习如何确认敌人的飞机，在毒气攻击中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处理燃烧弹。邻组的负责人组织灯火管制巡逻，检查各家的防火情况，并且监督战壕和家庭防空掩体的挖掘。他们协助夷平成排的房屋以形成防火道，并且确保每家都在背包里装好大米和药品以预防紧急状况。

　　邻组负责人还要不断地召集人们进行演习。演习经常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突然开始，更常见的是在夜间进行。按命令，每家至少要有一个人参见演习，由于大多数的男人都在前线，所以这个参加者通常都是妇女。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认为演习是容易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它合情合理。有一位妇女记得因为弄洒了水而被从救火队中赶出来。“那个领头的男人说：‘你不够强壮，回家再找一个人来吧。’”另一位妇女对于无休止的反复动作感到厌恶，她说道：“对我来说，拎着一桶一桶的水跑上山坡是一种愚蠢无聊的作战方法。”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日本平民来说，防空演习增强了集体的纪律性，也加强了全国的团结。演习也造成了一种盲目的信心，这在一首邻组歌曲的歌词中有充分的反映：

　　我们为什么要惧怕空袭？

　　广阔天空的防线坚如钢铁。

　　无论老少都要挺立起来，

　　我们承担起保卫祖国的荣誉。

　　来吧，敌人的飞机。来吧，敌人的飞机。

　　1944年，手提灯笼的邻组巡逻队在执行任务。邻里防空警戒员中的许多人都是些被认为老得不能打仗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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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轰炸做好准备 ·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身着防毒面具的僧侣与市民一起参加防空演习。

　　· 战争中的日本

　　为轰炸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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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941年，在日本突袭珍珠港的一个半小时之后，大平秀夫大佐（上图）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对美国和英国的战争声明。片刻之后，震惊的东京市民（下图）在大街上驻足收听广播新闻。

　　在一次防空演习中，飞机观察员大竹恒子向天空中搜索美国的轰炸机。她身上披的带子上写着她家乡的名字———东京附近的川崎。

　　一位军官在向一个邻组的妇女们示范如何正确佩带防毒面具。他还用示意图向她们解释呼吸装置如何工作。

　　全国爱国妇女协会的成员们在一次防空演习中在室外制作寿司（即饭团）。这种社区的野外烹调是为了让城市居民预备好有一天敌人的轰炸机可能将他们赶出家园。

　　在一次消防演习中，身着农妇式裤子的邻组成员们在用空桶扑灭想像中的大火。妇女们戴着单薄的布料风帽，假定这样可以使她们免受火苗的伤害。

　　在东京市政府地区，一次模拟燃烧弹和毒气弹的空袭演习中，担架员抬着假扮的受伤者跑过一栋被火焰吞噬的房屋模型。

　　在一次战前国防演习中，东京的市民们用布捂着鼻子跑过一个烟幕弹。

　　一个身着军服的邻组负责人在指挥他的组员扑灭模拟炸弹的信号弹。

　　身着汗衫的学生们在挖掘防空壕。他们的平头象征着与士兵们团结一心。

　　战争后期，小学生们在东京的一个地下防空工事中上日常的阅读课。

　　一群东京市民在观看头戴风帽的消防队员们拆毁一座房子。一共有2 万人因为设立防火道而被拆掉了房子，并被重新安置。

　　挖掘壕沟和后院掩体

　　尽管政府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东京的防空掩体系统还是极端不足。1944年动员男学生们挖出来的防空壕，里面没有一个座位，而且通常连顶都没有。隧道一直挖到了城市的山边，但是它们离住宅区太远，在警报拉响和空袭开始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根本来不及跑到那里。尽管几乎每家都有一个后院的掩体，典型的掩体就是一个散兵坑似的洞，里面灌满了地下水或是雨水。一位妇女写道：“所谓的掩体，经常就是一个深洞，毫无遮蔽，潮湿不堪。”

　　西式办公楼中的地下室在轰炸时可以当做现成的掩体，但是这些大楼大部分集中在东京的闹市区。因此，如果空袭在工作人员晚上回家之后发生，它们就派不上什么用场了。即使空袭在上班时间发生，整个城市截至1945年春天也仅有18座水泥掩体，总共的容量不到5000人。

　　当日本人猛然醒悟到美国的大规模轰炸已经成为事实时，已经太晚了。

　　东京的一家银行（左）和百货商店（右）在一次伪装演习中用大块的布和床单来遮掩墙体。

　　一位手持旗帜的国内防卫人员在楼顶观看烟幕弹的浓烟遮蔽东京商业区的工厂和办公楼的情景。

　　伪装战术

　　在与美国的战争爆发之前的许多年中，日本人就曾经在他们的国内防御演习中使用伪装。但是由于日本的领导人们深信几乎不会有什么敌人的轰炸机能达到日本本土，导致日本人在战争中忽视了这些欺骗性的宣传。虽然像国会大厦这种地标性的建筑物都罩上了伪装网，但东京90% 的办公楼在战争中都没有任何伪装。

　　从根本上说，伪装与否并没有什么关系。伪装虽然可能使人感到安心，但当美国战机不加区分乱炸一气时，伪装实际上几乎没有对城市起到任何保护作用。占地200 平方英里的东京是不太可能被飞机错过的。

　　阴影背后的掌权派

　　由于每天早上都要习惯性地骑马外出，巡视东京市民的战时工作，东条英机很快就得到了一个“马背首相”的雅号。在一次巡视中，东条英机发现偌大的东京水产市场的货架上居然空空如也，这使他相当沮丧，他向人询问原因，得到的答复是，因为汽油短缺，从码头向市场运送水产品的能力大大缩小。

　　“汽油？汽油！”这位日本首相大吼着，“用不着汽油！你们早点起床不就可以了！”

　　对于头脑十分单纯的士兵来说，采取过分简单的解决方法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他们眼中的世界实际上只有战时日本的独裁者。就单纯的个人权力而言，东条英机和阿道夫·希特勒以及本尼托·墨索里尼并不在一个等级上，他只不过是一个幽灵集团的领导性代表人物。这个集团由高级陆军军官组成，控制着日本政府。然而对于日本人民来说（无论是身着军装的、在工厂里工作的，还是在稻田里种地的），东条英机就是政府的象征以及日本道德的化身。他坚强、勇敢、忠诚、富有献身精神，工作勤奋、坦率、慷慨，而且热爱孩子。

　　但是反过来，对于同盟国来说，东条英机则是恶魔的化身。西方的媒体和盟军的宣传部门说他是“邪恶的、危险的、残酷的”，是“一个带着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希特勒”。对他的描述多种多样，如“子弹头东条”、“鹰钩鼻加秃脑袋东条”；还有的把他说成“陆军中的希姆莱”，就在战前的定量供应中，作为国内安全事务的主管，被形容为“仍然像恶臭一样粘在他身上”。

　　实际上，东条英机是一个十分普通的人，他的显赫之处主要在于家世。他的祖父是一位武士，而他的父亲在还是一个少年时，尽管作为武士的传统特权被取消了，但参加了士官培训学校，37年后，他以中将的军衔从日本皇家陆军退役。东条英机本人从15岁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然后缓慢但平稳地不断升迁，沿着一条并不令人惊异的道路直到陆军大臣的位置，然后又被陆军选中，于1941年担任首相。

　　珍珠港事件发生时，东条英机57岁，身高五英尺四寸（1.65米），体重大约155磅（70公斤），头顶差不多已经全秃了，戴着厚厚的角质架眼镜。在当陆军军官时，他以严厉而闻名，但他非常体恤下属，在他们复员时，常常解囊相助。为此，东条英机的夫人曾经说他们家的财政状况一直都是“处于战争状态”。

　　在军事事务方面，东条英机十分敏锐、果决，极为自信，但是除了在这个他一生都从事的事业之外，他的眼界十分有限（这一情况令东条英机十分苦恼）。他有一次说到，他曾经听说希特勒和英国在1938年签订了慕尼黑协定，但他却一点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内容。在被问及欧洲战争为何爆发时，东条英机含糊不清地回答道：“我记得是因为德国和意大利对当时的情况不满意吧。”

　　但是，只要是通过辛勤努力可以完成工作，东条英机还是都能做得很好的。他曾经对一群日本学生说：“努力和勤奋是我永远的良友。”

　　日本军队中的希姆莱

　　在这种精神下，东条英机身上兼任着的多得惊人的职衔，担任首相的同时，他还保留着陆军大臣的位置，同时还继续担任着陆军将军的工作。后来，在日本的形势已经恶化到绝望的境地时，东条英机又肩负起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长的职位，以增加工作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他还数次担任外相，把日本的职业外交官赶到了一边，还担任过内务大臣，在这一职位上，他掌握着普通警察；在一个由数以万计的社区组成的权力金字塔中，他处于最顶端；他还担任过教育大臣，而在这个国家里，受到严格控制的学校实际上就是政治灌输和军事训练的工 具。此外，他还担任过军需大臣，这一职位是为了结束日本陆军和海军之间的斗争而专门设立的。这场斗争的目的是一较高下，但只是增加了内耗。

　　此外，东条英机还努力做好一位公众人物，这令他的国民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从未见过任何一位高官真的能够走入民间，并和普通的国民打成一片。他会到菜市场询问物价；他鼓励人们去参拜明治神宫；在神户的三菱飞机制造厂，他勉励人们要争取更大的业绩；在九州的一个矿山中，他还曾经头戴矿工帽，下到1200英尺的矿井里，要求矿工们争取高产。一天早上，当他骑着马走在东京官邸的附近时，遇到了一群身着卡其布制服、脚登木屐的小男生。东条英机问他们：“你们什么时候上操？”

　　一个男生敏捷而机灵地对答道：“八点钟，将军。”

　　东条英机点了点头，接头又问：“那你妈妈早上通常什么时候起床呢？”

　　那个男生回答说：“四点钟，将军。”

　　东条英机十分高兴。他说道：“如果母亲们都能这样做的话，我们就能赢得战争。”

　　东条英机也会偶尔视察一下战俘营。在一次这样的视察中，他来到了位于东京和横滨之间的大森战俘营，正赶上英军战俘进行每周一次的洗澡，他们被命令要全裸着肃立，然后按日本的方式行鞠躬礼。身着灰色西装，手持象牙柄手杖的东条英机看上去忍俊不禁，他拿下帽子作为对鞠躬的回应。他察看了所有的营房，并特别询问了饭菜的供应情况。对于不止一个的战俘来说，他似乎“并不是一个无耻的老色鬼”。

　　总而言之，为了赢得战争，东条英机使出了自己的每一分力量。他办公室中的灯光，会一直从黎明前一直亮到夜晚。就是在这间狭小的办公室里，东条英机以严格的自律精神指挥着战时的日本政府。这个政府是控制日本人生活的工具，它无孔不入，富于压制性，而它的结构更是令人窒息。

　　作为首相，理论上东条英机有责任要主持召开内阁会议，然后把他们的提议上报天皇，请他诏准或者驳回，但实际上，内阁几乎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幌子，而天皇也没有决定的权力。

　　真正的决策权掌握在一个私下勾结的小集团手中，尽管它也可能邀请别的人来参加会议，但通常的成员只有以下这些人：首相、陆军和海军大臣（两个人都必须是现役的高级军官），以及外相。他们所做出的大部分决定的依据都来自“集权将校”提供的情报，集权将校指那些少佐和中佐之类的中级军官，出于角色的原因，他们开始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这一事实，使这个小集团的军事色彩变得更加浓厚。

　　每次在这个小集团达成集体意见之后，它还要仪式性地向天皇申请举行一次帝国会议，这一申请照例肯定会得到批准。在举行会议之前，天皇都要由掌玺大臣简要地提示议事日程。如果裕仁天皇对其中的某项事务表示关注，掌玺大臣就会准备一个问题清单，这个清单会事先交到预定出席的官员手中，以便他们准备自己的回答。

　　天皇由他的侍卫官护送来参加会议（侍卫官几乎都是由一位陆军将军担任），到达之后，就坐在高台上。在台子的右侧摆着两张织锦覆盖的桌子，天皇的高级顾问们就坐在这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佩戴着绶带和勋章，这些都是他们赫赫军功的象征。东条英机首相简要地陈述一下小集团已经做出的决定，接着宣读天皇先前的问题，接着就是对答案进行认真、详细的陈述。在整个会议的过程中，日本天皇几乎永远都是静静地坐着，一言不发。

　　作为一种实际的决策形成手段，这一过程当然是毫无效用的。在整个战争期间，在帝国会议上，小集团的提议从没有一次被推翻过，甚至连修正也没有。然而这个制度的确还是有某种用途的，它给掌权的军国主义者们的命令披上了神圣的外衣。这些人将日本在前一个世纪成功制定的民主制度完全抛在一边，一心一意地要将这个国家推向全面的战争。

　　臃肿蹒跚的官僚机构

　　在这项制度的产物中，有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东条英机和他的同僚们曾对它寄予厚望，至少在战争开始后的几个月里是这样的。这个机构被称为帝国协助统治协会简称IRAA。据半官方组织日本外交协会出版的《日本年鉴》所说，这一机构的目的是作为“国家建构中的一个枢纽部分，以引导本国向一个高度防卫的国家前进”。

　　日本的政党在1940年就被正式地解散了，所有的政治活动都是在IRAA的主持下进行的。 IRAA也匆匆忙忙地建立了许多组织，包括工会、妇女、团体、青年团、农民协会以及商会；此外，年鉴还指出：“科学、艺术、体育和娱乐的发展必须遵照全国协助统治协会的基本目标”。IRAA的总部设在东京，由东条英机兼任主席，其势力席卷日本，它的强制性命令影响着所有日本人的态度和日常生活。

　　从表面看来，IRAA是极为慑人的。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失败之举。东京总部的机构重叠臃肿，官僚作风纠缠推诿，在这种情况下，它由于自身的臃肿而慢慢垮台，尽管还列在政府机构的名单上，但它完全被绕过去了，东条英机政权找到了其他更加直接的方式来进行战时统治。

　　远比庞冗的IRAA有效得多的老制度叫做“邻组”。早在1939年它就被重新启用，目的是“塑造人民的道德生活和精神标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政府通过邻组传达了7 条日常生活的准则：“早起；对你所拥有的东西心存感谢；与政权机构合作；对公共事业进行报答；做事准时；厉行节俭以及加强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约束力。”

　　一百万个无所不包的组织

　　截至日本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邻组中的基本单位已经达到了110 万个，每一个由10到12个家庭组成，而大约20个邻组在一起又组成了一个社区协会。每个邻组都有一个负责人，通过协商一致选出。他负责从东京的内务省那里接受命令，然后以布告的方式传达给本组成员。通过这种方式，邻组履行着几乎没完没了的各种全国性和地方性的任务，它们征收赋税、分发口粮、组织防空和消防演习；它们还要鼓励存款，执行防范犯罪措施，以及协调邻里关系。尽管这些琐碎的事务对于忙碌的人们来说令人心烦，但也有令人愉快的方面。

　　记者户崎明带着些许的乡愁回顾了他在家乡荻库的邻组中度过的那些日子。荻库位于东京以西，这里住着各色人等，有豪富的贵族阶层，也有富裕程度稍次一等的教师，还有官员、木匠、拉面店老板、洗衣店老板以及诸如此类的人。户崎明回忆道：“在邻组成立之前，大多数人都只顾着他们自己和家庭，你从来都不会真正了解你的邻居们，但邻组成立带来了一种互相帮助的意识，我们全部被搅在了一起，每个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

　　根除“思想犯”

　　但是邻组也担负着一个不光彩的使命，这就是帮助“消灭个人主义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这个使命意味着要协助警察根除战时日本所有的异议，哪怕是最最轻微程度上的，由于有了邻组那些不得已的告密者的协助，日本警察系统的镇压力量达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程度。

　　警察权力的基础建立在范畴宽广而又程度严厉的法律之上，凡是那些被认为带有不同政见思想的人，都会遭到逮捕和监禁，即使被释放后，他们也要住进特别的居住所，被置于警 方的“保护和监督”之下。这样的居住所共有22座，遍布日本各地，内务省命令警察对这些在案人员进行全面调查，包括“职业、社会、环境、精神和身体状况以及思想变化”。而这些处于监视之中的人，他们的居住地，个人交往以及通信都要受到警方的控制，这种政策，正如《日本年鉴》所肯定地指出的那样，就是为了去促使“思想犯”们改造他们的观念。

　　最早颁布于1925年的《治安维持法》，在1941年进行了巨大的修正，其中规定了对于一个范围宽泛的犯罪行为都要进行严酷的惩罚。那些“旨在改变国家制度的秘密团体”的领导人会被判处死刑，而那些“意图推翻国家制度的任何集团，若尚未形成组织性社团，其组织者或领导人”将会被判处终身监禁，至于那些“邪恶的半宗教性团体”或者 “任何散布不利于国家制度言论的宗教性团体”的成员则被判处长时间的徒刑，那些参加“旨在宣扬对伊势神宫以及皇室的尊严有侮辱性言论”的人们，也会受到类似的处罚。

　　日本所有的公众都受到警察的监视，那些与政治有关的报纸和期刊编辑们则被要求签保证书，以作为信任担保。这项法律要求所有的公共集会都要在事先通知警方，而警察有权中止任何他们不喜欢的演讲，封闭任何他们不喜欢的集会。警方还有权对“旅馆、公共浴池、艺妓和妓女的工作场所、信用服务单位、理发店、刻章店、估衣店，街头小摊和杂货店”进行检查和监视。此外，警察们还被派去“照管，维持良好的公共行为方式和公共道德”，这一任务中包括“对妓女抱有尽可能人道的观点”。

　　一个自由主义嫌疑犯的恐怖历程

　　在最为臭名昭著的警察单位中，有一个就是宪兵，也就是军警。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身为关东军将领在满洲服役的东条英机就领导过它。无论在日本还是海外，宪兵都不满足于仅仅在军队内部执行法律和命令，他们要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之下，急切地把魔掌插入民间。

　　另外还有两个机构，一个是“特高”，或者叫做特别高等警察，另一个是国民警察，它类似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这两个机构也负责国家安全的维护，它们采用严厉的手段来执行 这一任务，和它们的德国伙伴———盖世太保毫无二致。这一系统由无数的首都和地方警察局构成。而东条英机则通过内务省从总体上进行间接控制。

　　同时担任首相和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直接掌握着宪兵的控制权。他手中所掌握的巨大力量随时待命，准备逮捕那些哪怕只有最轻微颠覆嫌疑的人，那些有不忠思想的人，那些发表不同政见的人以及不尊重天皇的人。

　　尽管日本差不多是二战期间受到间谍活动困扰最少的一个国家，它还是对间谍怀有近乎疯狂的恐惧，军队只有晚上才进行调动，当旅客列车经过位于横须贺、久礼和佐世保等地的海军基地时，朝向大海一侧的窗帘必须拉下来，以防止人们看到停泊在港口的军舰———即使当地的镇民每天都看见他们。68000 吨的日本主力舰“大和号”是当时最大的在役战舰（其姊妹舰“武藏号”和它吨位相同）。它是在久礼建造的，它的船坞用钢制的篱笆围得滴水不漏，仅篱笆上的钢材就足以造两艘驱逐舰。

　　在这样的大气候之下，宪兵变得十分猖狂。军事警察在火车上搜查旅客的行李，他们拘留和拷问任何被发现在读英语书籍的人。只需要一个最轻易的借口，如学习关于左派的东西，他们就可以没收和检查人们的日记。一位名叫松本千鹤子的妇女回忆说，当她和一位朋友正在听一个La Cumparsita （一种南美的探弋舞）的唱片的时候，两个宪兵闯进了她家。“你们这些叛国贼，”他们大喊道，“现在国家的情况如此危急，你们竟然还在听敌人的音乐！”在离开之前，他们砸碎了松本太太的大部分唱片。

　　在这些看似偶然的暴行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处心积虑的预谋。一位日本人回忆道：“有谣传说如果宪兵把你带走了，那你就完蛋了。他们想要每个人都吓得发抖。”早在1942年，宪兵进行的可怕的活动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以致连一向逆来顺受的公民也发出了反抗性的低声抱怨，例如东京的一个政府机构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其中要求日本应该成为“一个像美国那样的自由国家”。

　　这些抱怨传到宪兵的头目加藤佐治少将耳中，促使他发动了一场对其势力的公开辩护。他说道，宪兵的一些手段确实显得有一点点苛刻，不幸之处在于，“宪兵有时被怀着恐惧和怀疑的人们看做一股秘密警察势力。”加藤说，这一点是最令他苦恼的。他用温和的口气向他的国民保证：“你们用不着害怕他们。”他最后总结说，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宪兵所采取的措施“都必然会为我们赢得大东亚圣战的胜利”。然后宪兵仍然一成不变地按它的既定方针行动。

　　而和宪兵争夺国家警察最高权力的是“特高”。这一力量组建于1911年，目的是镇压左翼运动并进行新闻检查。现在，它的特权范围大大地扩展了，它专门执行法律中关于思想控制的规定。

　　“特高”的成员们有权进行两种方式的逮捕，一种是进行盘问，另一种则可以进行拘留。原则上，留滞期最长只有29天。期满之后，被拘捕者即便释放，也会留下案底。为了绕过这个麻烦的规定，当一个嫌疑犯在一个地方关押期满之后，“特高”就把他送到另一个地方，这样另一个为期29天的关押就开始了。在关押期间，嫌疑犯通常被扔在一个小囚室里，被迫坐在地板上，直挺挺地一动不动，每次都要一直坐上24小时。一个被关押者回忆说：“日出月升，昼尽夜来，我们除了曲膝坐在地板上，什么也不能做。如果我们偷偷地伸一下腿又被发现的话，就会被踢得满地乱滚。”

　　那些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原因而被捕的人都会被要求写一份自传。“特高”对每份自传所包含的内容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家庭背景，（嫌疑犯）成长的环境，朋友和熟人的名字，参加过的政治及社会活动，工作简历，一份关于政治观及其如何形成的文章。对于被捕者来说，这是一个进退两难的怪圈，无论如何都是没有希望的：如果他不按照“特高”想看到的方式来写，他就必须重新再写；而他如果写了“特高”想看到的东西，他就会以政治犯罪的名义被起诉。

　　下面是“特高”的一次相当典型的逮捕行动。一个寒冷的冬夜，三名身披黑色外衣的“特高”人员，毫无预兆地闯进被怀疑为自由主义者的电影导演岩崎昶的家，他们把岩崎昶从睡梦中拖起，不由分说地就把他带到了位于东京西北部的池袋警署。同时，他的书籍、杂志、笔记本、日记和手稿也被捆成一包一起运到了警署。（在战争的后期，当燃料短缺变得十分严重时，这些物品被焚烧用来给警察取暖。）早晨，岩崎昶被带到一个“特高”官员面前，被告知他将要“受受冻”———就是关在一个没有供暖的小牢房里。在根本没有任何审讯的情况下，岩崎昶在监狱里总共待了14个月，最终他被释放了，但被警告不准发表任何政治言论，也不准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到了战争后期, “特高”思想控制局的首脑古井喜实向帝国议会提出，他想要对“危害国内团结”的活动进行一场加大强度的镇压，以此为手段来坚定全国的决心。他的陈述非常动听；东京附近地区的“特高”逮捕了《改造》和《中央公论》这两本颇负声望的杂志的编辑人员，并指控他们宣扬共产主义观点。一个姓竹岛的“特高”警官公然地对《中央公论》的编辑黑田秀俊（音）进行威胁，他说：“我们很清楚你并不是共产党，但你如果坚决不承认呢，我们可知道怎么对付你。我们只要把你说成是一个共产党就行了，我们是可以杀掉共产党的。”但黑田秀俊不为所动，重申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并不知道任何共产党及其同情者。黑田秀俊被释放了，但他的杂志被查封了，直到战争结束。

　　大捷面具下的惨败

　　随着日本军队在陆地战场及海战中取得的胜利越来越少，在国内镇压中的胜利就显得越来越重要。1942年6 月，当日本帝国联合舰队在中途岛海战中失败后，日本的巨大冒险就开始走下坡路。为了防止人民知悉这次失败的消息，东条英机首相下令将这次战役中沉舰的幸存者们隔离起来，日本的高官们面不改色地宣布帝国海军最终“获得了太平洋的最高权力”。在东京，受骗的人们纷纷涌上街头挥舞旗帜，手提灯笼进行盛大的游行庆祝。

　　只要日本军队的闪电式战争能够保持长胜不败的辉煌纪录，东条英机和他的同僚们就能够欣然地接受公众的欢呼拥护，同时人们也能允许天皇被继续默无声息地置于背后。然而，中途岛战役之后，东条英机他们变得越来越依赖于皇家的声望，他们敦促皇室成员参观军事基地、工厂和学校，以此作为鼓舞士气的手段。从1943年初开始，历史上只有在发生重大事件时才颁布的诏书，现在几乎每个月都要颁发一道，它们被用来勉励后方做出更大的努力，并用来向日本人民保证肯定会得到最终的胜利。

　　降低诏书神圣权威性的做法是很愚蠢的，而败坏它的做法则更要糟糕得多。然而在1943年的年中，东条英机正是这么做的。通过向天皇部分隐瞒了那些令人沮丧的事实，东条英机说服天皇宣布日军在所罗门群岛取得了一场“巨大的胜利”。在这个时候，日本军队实际上正在惨败之后从这一地区撤离。

　　面对日本军队撤出他们征服的地区，面对美国对日本本土的潜艇封锁不断的收紧，面对日本人民和工业开始感受到严重的短缺所带来的剧痛，东条英机首相终于发现了还有一件令他满意的事情，这就是1943年12月在东京召开的“大东亚共荣圈会议”，来自中国汪伪、伪满洲国（日本人给他们的满洲属地所起的名字）、泰国、缅甸和菲律宾的代表们参加了这次会议。

　　东条英机是一个“泛亚洲主义”的忠实信徒，这一点，他与许多心怀讥讽的同僚们不同，他可能还相信全亚洲的人民在日本的统治下会得到共同的繁荣。有一次他从两国经济合作的角度出发来解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次解释很能体现他思想中的特点。他说：“基本目标是由中国提供它那储量丰富的各种原料，而由日本提供技术、资金和技术人员。互利互惠是主要的思想，这是有道德基础的。”

　　现在，作为“大东亚会议”的主席，东条英机坐在一个马蹄形桌子的首端，召开这次寄托着他全部希望的会议。东条英机的希望就是日本能够带着一些成果退出战争，他说道：“大东亚的国家之间无论哪个方面都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被紧紧地捆在了一起，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日本手下的傀儡政权一个接一个地声明了他们的泛亚洲主义热望。日本在中国的伪政府的头目汪精卫说道：“所有的东亚国家都应该热爱他们的祖国，热爱他们的邻邦，并且热爱东亚。”

　　菲律宾新近被日本赋予了名义上的独立，总统劳雷尔用因激动而不断颤抖的声音说道：“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或延迟十亿东方人民去获得他们自由无碍的权利和塑造自己命运的机会了。全能的上帝不会抛弃日本，也不会抛弃大东亚的民族。上帝将降临人间，和我们站在一起，将会激发我们人民的勇气和豪情，将赋予我们解放自己的力量。”

　　最后一个发言者是拥有剑桥大学教育背景的缅甸第一总理巴莫博士。和菲律宾一样，缅甸也刚刚获得了象征性的独立。巴莫宣称道：“多年来身在缅甸的我一直做着我的亚洲梦。我的亚洲血统一直向其他的亚洲人发出召唤，在我的梦想里，无论是睡是醒，我都听见亚洲向她的孩子发出的呼唤。现在我们不是要用我们心去思考，而是要用我们的血去思考。”

　　会议全体一致地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大东亚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友善，这一结果对于东条英机来说，是极为令人满意的。他认识到，只要东亚的民族和日本站在一起，抵抗西方盟国，日本就一定能打退敌人进攻浪潮。在他的想像中，可能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同盟：对于泛亚洲主义的追求在西方的压榨面前有着巨大的力量。然而，无论泛亚洲主义曾经可能给日本带来多么大的机会，由于日本士兵对于落入他们手中的人民所进行的种种暴行，这些机会都已经不存在了。

　　东条英机为组建一个有效的东亚联盟而努力，但他的努力受到了来自为他自己政府内部力量的更大破坏。在一个标题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基本概念”的文件中，帝国统治协助协会宣称：“尽管我们采用‘亚洲合作’的提法，但这绝没有忽视日本是由神创造的这一事实，也并非假定了一种自动的种族平等。”在谈到日本对那些曾经属于西方列强的地区进行占领这一问题时，东条英机的内阁书记官长星野直树坚称：“我们不受任何限制。我们可以占领它们，可以为所欲为。”

　　这种态度源自日本长期以来凌驾于邻邦之上的那种优越感。最终，在东亚日本士兵和统治人员涉足的每一块土地上，它都造成了致命的后果。

　　外交在征服者的疯狂中受阻

　　在朝鲜，自从1910年被日本吞并之后，朝鲜人的生活中时刻都充满着日本人的歧视，日本人的平均收入要比朝鲜人的多三倍，参加日本军队的朝鲜人不断地被提醒他们低人一等的身份，诸如：“走路悠着点儿，不要认为你是日本人。”

　　朝鲜人被迫像应声虫似的不断照念一个誓言，开头两句是：“我们是伟大的日本天皇的臣民，我们效忠于天皇陛下。”他们要求所有的朝鲜人都加入神道教，朝鲜妇女被征去为日 本军队充当“慰安妇”。

　　在满洲，重工业、交通业和通讯业完全被日本资本所控制，中国人被迫充当劳力，帮助日本掠夺这一地区的自然资源。根据一位见证人所说，工人们被迫“带着脚镣劳动，劳动使人精疲力竭，工作的时间很长，手段非常残酷。许多人都逃跑了，一些逃到了俄国，那些不幸被抓住的人受到了残酷的折磨，有火烧，有水烫，然后就被捆到某个地方（杀死）。”

　　在中国北部和中部，日本兵们犯下令人发指的暴行。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只是其中一个最臭名昭著的例子。1942年，一个从中国回来的日本下士向朋友吹嘘着：“外出搜寻给养的时候，我们抓住了一个孕妇，我们把刺刀扎进她的大肚子，然后把她像一块肉似的挑了起来。”一个日本士兵谈到看到别人“用石头砸一个中国人，直到把他的头盖骨砸开，他倒在了血泊之中。然后他们又用脚踢他，并扔上更多的石头。军官们对于这场杀戮只是袖手旁观”。在许多战斗区域，日本的政策是把他们前进路线上的每件东西都烧个精光，一个士兵回忆说：“作战地区中的每一个村落，无论大小，都烧成了白地。村中则被杀得鸡犬不留。”

　　在马来亚，有大约7 万名中国移民在1942年初新加坡沦陷后被捕。他们中的几千人，被控进行了破坏性活动。这些人被成群地绑在一起，装到船上，船开进大海，他们就被抛进了海中。新加坡著名的莱佛士饭店禁止本城的居民进入，而那些最好剧院也只向日本人开放，一些学校也被日本人占据，用来充当陆军兵营，另外一些则被改成了妓院。

　　在缅甸、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以及美属菲律宾，最开始日本被当做西方殖民主义的解放者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欢迎很快就变成了失望，然后又变成了仇恨，并且出现了广泛的游击抵抗运动。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在菲律宾的农村地区发生了大规模屠杀事件，而且并非罕见。整个行政区域被日本人全部毁掉的事发生了许多次，居民全被刺刀刺死，建筑被烧个精光。在首都马尼拉，那些拒绝向日本士兵三鞠躬的人被带到城市广场上一起杀死，他们的尸体还被吊起来示众，而那些犯有更严重罪行的人，比如殴打日本士兵，则被铐在镀锌的钢板上，放在热带的烈日下活活烤死。

　　对于日本处心积虑策划的“大东亚共荣圈”来说，像这样无法无天、毫无顾忌的暴行，当然是致命的，同时也毁掉了日本本身。由于其基础是建立在强制而非合作之上，日本的体系从根本上就无法发挥效力，因此日本人丧失了一个无比巨大的人力资源库，不管从军事还是民用来说都是。他们也无法充分利用那些日本急需的丰富自然资源。

　　然而尽管大东亚共荣圈的失败对日本的发展有很大的破坏性，但如果和日本陆军和海军之间竞争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相比，它就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了。这场激烈的竞争贯穿了战争的始终，它不仅给作战行动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相互钳制，而且也给日本为经济所做的全国性的努力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1941年，在东条英机刚刚坐上首相这个位置的时候，天皇曾经向他申明了一个长期困扰日本的问题。当然，这种申明是用一如既往的闪烁其词的方式来表达的。裕仁说道：“请你一定记住，在目前陆军和海军之间的合作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还打算召见海军大臣，告诉他同样的话。”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忠告是如此有价值，但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忠告是如此一贯被人忽视。综观整个历史，陆军和海军之间的竞争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而且往往十分激烈，但日本海陆军之间的相互仇恨程度实在是无与伦比的。它是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一直可以追溯到宗族之间血腥的领地之争。当19世纪后期的明治维新中，现代的日本陆军和海军建立起来的时候，一些宗族将他们的子弟送进一个军种，而他们累世的对头们则一定参加了另一个。就这样，他们之间的敌意持续了下去，甚至发展成了公开的仇敌关系。

　　两军之间的争斗在个人层次上也体现了出来。海军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参加过两次最重要的战役，先是突袭珍珠港，后来又经历了中途岛的失利。他曾经有一次当着一位喋喋不休的将军之面推开椅子拂袖而去，以此表示对陆军的蔑视。丰田副武司令，是战时的联合舰队总司令，他经常把陆军称为“马粪”，而且再三宣称他宁可把女儿嫁给一个乞丐，也不会嫁给一个陆军里的家伙。但这些都算不了什么，陆海军之间不合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遍及各处，包括经济动员、战略性供应的征集和部署、军备设计和生产以及成品的分配。

　　从制度上讲，陆军和海军的后勤供应都是由通产省掌管和分配的。通产省和一个内阁计划委员会共同负责制定经济政策。但是，海军和陆军都拒绝向行政部门提供任何关于他们战略物资的接收和存货的数据（它们之间更是绝对相互保密）。这样一来，任何实际的计划都难以实施。

　　飞机制造业的激烈竞争

　　在战争初期，日本曾经进行过一次弥合两军关系的尝试。他们建立所谓的控制机构，并赋予其相当巨大的权力。这些机构是以政府的面目出现的，每一个机构的领导都由一位来自战备相关产业的行政官员担任。陆军和海军的反应则是对控制机构毫不理睬，继续随心所欲地使用他们的储备物资，直接向生产厂家发送订单（有一些厂家就是属于军队的），混乱仍在继续。

　　两军之间的争吵在至关重要的飞机工业中最为激烈，在这里双方都建立了自己的控制机构。一位民用经济计划制定者藤原银次郎在对飞机工业进行调查之后，抱怨说：“海军在科技上比陆军领先，所以陆军竭尽全力地争取赶上，然后海军又竭力保持领先的地位，这样就形成了一场争取优势地位的紧张斗争。”

　　藤原氏的研究结果还显示，到1943年的夏天，尽管日本已拥有年产53000 架飞机的生产能力，但实际上每年的生产数量连10000 架飞机都不到。对此，他的解释为：“陆军和海军出于竞争而小题大做，但他们没有取得什么实际的成果。他们拥有规模宏大的工厂和相当精良的机器，但是每当陆军建一个大的工厂，海军马上也会建一个。他们只顾着盲目攀比，却很少考虑到实际效率。”这种浪费行为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在那些用来制造飞机的宝贵铝材中，只有55% 确实变成了飞机，而余下的部分全部被作为废料倒卖进了黑市。

　　陆军和海军都伸长了脖子等着看在飞机设计领域谁会超过对方。截至战争结束，海军制造出的飞机有53种基本机型，共112 个品种，而陆军则有37个基本机型，共52个品种。这些飞机中的大多数都是按那些落入日本人手中的外国机型仿制而来的。

　　陆军建立起自己的海军

　　在从被占领的荷属东印度开采石油的问题上，双方的争斗时间也长到了荒唐的程度。海军由于对石油的需求极为迫切，不得不从这里进行了大量的开采。陆军由于步兵占了绝大部分，所以它的石油主要是用于航空兵，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需求了。但是，陆军实际上早已垄断了日本的石油资源。

　　这种不平衡来自于一种奇怪的安排方式：被占领地区的石油资源的分割情况是由最先占 领该地区的军种决定的。在这点上，陆军占有明显的优势，它掌握着最主要的油田，还握有6 座大型的炼油厂，这使得陆军拥有了前荷兰属地中85% 的石油资源，这样海军能得到的就所剩无几，它手中掌握的只有婆罗洲的两个港口。

　　为了满足自己远远超过陆军的石油需求，海军不得不采取了类似于敲诈的手段，它威胁说，如果陆军不分给它更多的石油，它就要扣留发往日本的所有油轮。虽然，因此成立了一个陆- 海军石油委员会来解决分歧，但实际上争斗更加剧烈了。对于委员会所下达的石油分配命令，通常双方都置之不理。

　　同时，海军在海战中的失败，和其长期的石油短缺也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1944年6 月的马里亚纳群岛航母大空战中，有一个日本舰队其实就在附近，但苦于燃料不足而无法参加战斗。由于不会受到来自海面舰船的攻击，美国航母发动了“电击行动”，随心所欲地遣出和召回作战飞机，日本空中力量在这种打压下永远都无法恢复元气。后来，在莱特湾战役中，从本土紧急赶来赴援的战列舰“伊势号”和“日向号”最终还是晚了一步，原因还是燃料不足。

　　尽管海军掌握着油轮的垄断权，但陆军建起了自己的造船厂，而且它对商业船运也颇有涉足。实际上，早在战争开始时，陆军手中掌握的船舶的总吨位就已达到了210 万吨，而同时民用的“航运控制协会”的船舶总吨位是170 万吨，日本海军的总吨位则仅有150 万吨。而在实际操作中，两军之间也决不进行任何合作的努力。陆军的航运总部在宇品，海军的航运办公室则在横须贺，他们从未交换过关于船只启航、路线、装载情况以及到港时间等任何信息，甚至连发现了敌方的潜水艇这样的事也互不通知。

　　陆军并不仅仅满足于拥有自己的商船船队，它甚至还要利用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来建造自己的潜艇。海军潜艇部队的指挥官三和艹戍 吉副司令回忆说：“当陆军提出要建造他们自己的潜艇的时候，海军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但是陆军答复说，他们计划建造特殊的潜艇是用来守卫本土的，他们不想要海军的潜艇来担负这一任务，因为它们还有更重大的使命，就是迎击敌方的舰队。海军对这一点表示同意，并且向陆军阐述了建造潜艇的困难性，表示可以指导陆军如何来建造。然而陆军并不想要海军的帮助，只想自己来造。”毫不意外，海军的潜艇几乎没有被派上任何用场。

　　日本在二战中未能研制出一种高效的雷达，这在部分上也要归咎于两军之间的争斗。美国的雷达专家们在一份战后的报告中指出：“日本的军事首脑们必须受到严厉的批评，他们使陆军和海军的研究开发以及生产工作一直处于完全隔离的状态。日本缺乏拥有足够技能来从事雷达研究的科学家，无法展开工作。然而他们竟然还坚持在两军中进行各自为政的秘密研究，企图用不到一半的人来完成全部的任务，这种事倍功半的方式真是愚蠢到了极点。”

　　陆军掌握着最高的军事征募权力，因此它就老实不客气地把那些技术熟练的飞机制造工人统统征到了自己的序列之下，特别是那些原本在给海军生产物资的工厂中工作的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大约4500名九州飞机制造公司的工人受到了征召，占到全厂雇员的50% ，他们的位置被换上了毫无技术、毫无经验的妇女、学生和朝鲜人。陆军和海军似乎都很乐于让他们的供应厂家们生产用途相同的但却形状各异的产品。“即使是生产一个螺钉，陆军可能要造成左旋的，而海军则要造成右旋的来表示与其不同。”日本同盟新闻社的记者加藤益雄在回忆中这样说道。

　　到了1943年的12月，日本的工业已经极度混乱，以致内阁计划委员会和通产省全部被取消掉了，代之以一个全新的军需省，由东条英机兼任部长，它的任务就是专门消除由于那两个互不相让的军种所引起的混乱。

　　凡是那些和战时供应品生产稍有瓜葛的私人企业都被列为“军需厂家”。这个含糊不清的称号一共被授给了671 家厂商。军需省对厂商的生产安排有独家控制权，还控制着下属厂家的资金，并且可以按照它的喜好对厂家进行任意的拆解组合。

　　然而军需省的努力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仅从部长走马灯般的替换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事实。东条英机很快就对军需大臣的工作感到厌烦，于是将其转给了副大臣岸信介。岸信介的继任者是经济学家藤原银次郎，他就是那位意志坚强、能力卓越的三井工业集团的前任总裁，藤原后来带着愤怒辞去了这一职务，取代他的是一个名叫吉田的昏庸官僚。对此藤原解释道：“问题就在于必须有一个陆军和海军都能接受的人，于是他们找到了这么一个妥协方案———任用吉田，尽管这个人根本一事无成，毫无用处。也许他们觉得任用一个对工作一无所知的人，就能使他们双方都放开手脚吧。”

　　综观整个二战过程中，这两个军种之间很明显地不需要一个协调的指挥（而即使有，他们也不会听从）。就在中途岛战役后不久，海军准将高木础吉大胆地向海军军令部建议，提出日本胜利的惟一希望就在于陆军和海军在一个最高指挥部之下采取联合行动。但两军都拒绝进行任何实际的合作，即使在作战地区也是如此。

　　作战地区中权力在两个军种间的分配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规则，陆军掌握了大部分的指挥权，但海军控制了新几内亚的一半、所罗门群岛、苏拉威西岛以及被托管的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双方都认为对方控制下的地区与自己毫不相干。还是那个同盟新闻社的记者加藤，他认为这种情况就是造成1944年6 月塞班岛失守的原因，他在文章中写道：“分配给海军的舰只数量不足以守卫这一地区，而陆军提供的支援不仅不够，而且还三心二意。”

　　然而海军也好不到哪儿去。作为山本五十六大将中途岛作战的一部分，陆军官兵们夺取并固守了阿留申群岛，海军早前就对这次登陆行动表示反对，很快就又对它进行批评，海军大西泷次郎少将后来说：“我们应该在猛攻阿留申群岛之后就从那里撤走，但是我们愚蠢地占领了这一地区，还投进了过多的物资和不必要的兵力，这使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再离开了。”所谓不必要的兵力就是指那2300名在1943年5月美国收复阿留申群岛时被困的士兵。

　　在得知阿留申群岛的大败后，裕仁天皇陷入了很深的困惑，他非常天真地问他的侍卫官：“难道海军和陆军之间真的水火不容吗？如果他们之间存在摩擦的话，那我们就难以赢得战争的胜利。”

　　天皇的这个结论是绝对正确的，由于东条英机试图掌握日本盘根错节的政治结构的努力毫无成效，由于警察的高压手段渗透到国内的每个角落，由于陆军和海军之间龃龉不断，兵力不足、军备匮乏的日本帝国无可挽回地逐渐滑上了通向失败的道路。日本人民，即使在一段梦魇般的时期已经到来时，仍旧对他们的精神坚信不移，但他们很快就会尝到苦果的滋味。

　　1944年1 月，东条英机首相灵敏地应对一位帝国议会的成员。东条英机的思维敏捷，言辞犀利，因此他被称为“剃刀”。

　　1940年10月31日，成双成对的日本人在享受“Auld Lang Syne”。（这是一首著名的苏格兰歌曲，中文名叫做“骊歌”或“友谊地久天长”，常作为舞厅的交谊舞曲。）禁令前最后的舞曲。政府下令在这一天的午夜之前关闭所有的舞厅，以此作为一项保护措施。

　　记者新明武雄在一次关于战略的争论中站在海军一边，因而激怒了东条英机。

　　新明武雄（第一排左起第一人）和他的连队在一起。后来这一连队在守卫琉磺岛时被消灭。

　　一篇带来了“死亡召唤”的报道

　　1944年2 月23日，日本的《每日新闻》发表了一篇引起轰动的文章，东条英机首相看了这篇文章后，勃然大怒，以致一定要把它的作者———战争新闻记者新明武雄置于死地。

　　在这篇题为《竹枪根本无济于事》的文章中，新明武雄对陆军的防卫计划进行了批判，因为这个计划命令本土的全体人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要拿起手头的任何武器来击退盟军的入侵。相反，新明为海军的观点进行了辩护：最后的决战必须在海上进行，这样可以防止美国占领日本本土以及对日本进行轰炸。

　　尽管这篇文章并没有指名道姓地提到东条英机，但这位日本首相还是认为受到了人格侮辱。他给新明武雄下达了一份入伍通知，而通常像新明这样一个年入四旬的人是不属于征兵之列的，所以这个通知被称为“死亡召唤”。任何一个收到这种通知的人几乎就死定了。他们都被用船运到了最前线的部队。新明武雄将被送到了琉磺岛的一个陆军航空兵连队中。

　　但是海军拯救了这位记者的生命。他们向新明武雄下达了海军入伍通知，而这份通知，被精心安排在了陆军的前面到达，抢先将新明安排在了海军新闻处中一个安全的岗位上。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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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战争中的日本

　　爱国主义的福音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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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主义的福音书 ·

　　对战士们的精神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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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主义的福音书

　　为了表示对美国的蔑视，东京的行人们践踏被政府宣传部门绘制在人行横道上的巨型美国国旗。

　　一个士兵将竹枪刺入代表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稻草人。旁边的牌子上的内容是鼓励行人都停下来刺上一下。

　　全身心地投入战争的准备

　　“因为我们想到了那些在中国北部打仗的战士们。”在被问及她和她的同学们为什么冬天不穿外衣时，一位女中学生这样回答道。这些孩子之所以会如此毫无怨言地忍受严寒，一个原因是出于爱国主义，另一个则是日本政府努力进行的所谓精神动员的结果。为此他们发动了无穷无尽的政治宣传运动，号召人们与军事行动保持一致，促使所有的人们坚定意志来承受那些战争可能给后方所带来的困难。

　　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东京的宣传机器高速运转起来，全国的报纸都按照指示同时发表了“要与政府协调一致”的公告。从此之后，日本人民便被铺天盖地的新闻和报道所吞没，它们全都是在宣扬奋不顾身的日本士兵有多么勇敢，以及这场为了抵抗凶残的美国侵略者，保卫天皇的圣战有多么正义。

　　任何对政府的政策产生质疑的人都会遭到审讯甚至监禁，而执行这一任务的人是名字非常直白的思想警察”。如果那些懦弱的惟命是从的媒体偶然发表一些评论，被认为违反了1941年的一项所谓的维持“和平气氛”的法律时，那些倒霉的撰稿人就会面临失去工作或者将被监禁一段时间，为了对付这些失误所带来的后果，许多报纸雇佣了“狱中编辑”，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去服规定的刑期。

　　这样的措施有助于控制新闻媒体和对人民的思想进行约束。政府还试图将人民的身体也控制起来，年轻男子除了他们的日常工作之外，还被要求自愿参加军事训练，年轻女子则被鼓励着结婚生子，以为这个不断扩张的帝国充实人口。无论男女老幼都被要求穿上单调的平民制服，还要参加准军事训练，人人都疲于奔命，苦恼不堪。人民的具体生活，无论是吃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去锻炼还是如何祈祷都要服从政府的指示。原因就是政府要千方百计争取成功地达到它所宣称的目标: 维持“完美的公共秩序”。

　　1943年，即将赶赴战场的日军从东京一家剧院的巨型广告牌下经过。广告上的标语是：我们不会停止进攻。

　　采取节约措施来巩固本土

　　在战争刚开始时，由于日本领导者制定的作战计划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消费品生产的大规模减少，因此政府发动了一场节约运动，主要是为了使人民做好为国牺牲的准备。这一次运动的口号———诸如“奢侈是我们的大敌”———被印在传单上，撒遍了日本列岛。

　　大多数的日本人都响应了政府的号召。他们每天跟着国营广播网进行定时的锻炼，以此来加强身体素质。他们还勒紧裤腰带，像日本禅宗的和尚那样，进行自愿的食量节制。日本禅宗和尚自愿戒食大米，只吃少量的水果和蔬菜。

　　人们努力去适应失去了以往一切便利的生活。从1940年开始实行严格的汽油配给，东京从午夜到凌晨5 点，实行交通管制，爱国主义的妇女团在政府的发动下，对任何浪费油料开车去红灯区的家伙的姓名予以无情的揭露。

　　政府还号召进行服装上的限制。他们敦促妇女们将奢华的服装如西式裙子和华丽的和服束之高阁，换上农妇式的工作衬衣和宽大的裤子。口红、胭脂和眼影之类的化妆品全遭到禁止，而在美发店统统被关闭之后，朴素的短发成为了最流行的发式。

　　而日本的男人们无论军民，则响应号召，将笔挺的西服套装换成了毫不合身的卡其布制服，并且打上绑腿，带上军帽。最后，由于所有能利用的皮革都被用于为军队制造军靴，以至于所有地方的平民们都不得不穿上笨重的农村式样的木屐。

　　东京的一个身穿西式套装，头戴草编礼帽的警察正在训斥两位妇女，因为她们一个穿着西式洋装，另一个穿着和服，这些都被政府列为奢侈性的服装。

　　一位身披防空组织绶带的妇女微笑着展示名为“Monpe ”的宽大式女裤，这种裤子后来成为绝大多数妇女的着装。

　　东京附近伊豆半岛上的一群居民在户外进行柔软体操，背景为富士山。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一个男子和他的儿子一起在吃“日之丸便当”。这种饭菜象征着日本国旗，就是在白米饭中放一个红色的腌梅子。

　　在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健康宝宝大赛中，容光焕发的妈妈们抱起胖乎乎的婴儿排成一行。这种比赛举行了很多次，旨在宏扬母性。

　　驻守满洲士兵的未婚妻们在一所新娘学校中扛着锄头行进。

　　一群少年工人正在昭和电力公司的一家乡村分部中使劲推动满满一车用以制造水泥的石灰石。

　　来自妇女儿童的特别贡献

　　由于战争耗尽了日本的人力，那些留在本土的人们就被号召来为国家贡献更多的力量。孩子们被分配去从事捡炭块以及其他简单的工作。再大一些的学生们则要到田里和工厂里进行繁重的劳动，而年轻的妇女们则被鼓励着去从事一种特殊的生产工作———生儿育女。

　　在此之前，日本一直被人口过剩所困扰，而且将其作为扩张的借口。而现在政府却宣称它需要更多的人口来充实新占领的殖民地，并且发动起一场宣传攻势以期达到每年300 万的出生量，这差不多是和平时期的一倍。

　　作为运动的一部分，日本政府禁止任何形式的生育控制，并且建立起许多婚姻介绍所和新娘学校，用来训练年轻姑娘们，她们将作为拓殖者驻守海外的日本士兵们结婚。国家负担婚礼的费用，并且承诺只要所生的孩子达到或超过10个，将为其家庭提供免费的高级教育。

　　妇女们被鼓励着“把母性作为国家的命运”。首相夫人，同时也是七个孩子母亲的东条胜子告诉全国的人们：“养育孩子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形形色色的“士兵”

　　大战初期日本军队速度惊人的胜利在全国掀起了新一轮军国主义狂潮，为了将它保持下去，日本的宣传机器不断地提醒人们日本军队体现了古代武士的英勇美德。

　　对军事的狂热感染到了社会的所有阶层。满怀骄傲的母亲们给她们的孩子穿上装饰得漂亮的制服。老师们告诉学生如果一个男孩子不投身于这场“神圣”的战争，那么他就会耻辱终生。而对于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日本专业相扑选手们响应征兵这样被大加宣扬的消息，尤其使青年们感到振奋。

　　甚至连那些一向信奉非暴力，讲求和平的和尚们也响应了征兵的号召。同时由于许多神道的神职人员入伍，以至于在神道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由妇女替代这些男人做神职职位的现象。

　　在全国的儿童节中，身着陆军和海军将军制服的小男孩们庄重地敬军礼。

　　在1942年的一次卫国操练中，一排高大粗壮，大腹便便的相扑运动员摆出向右看齐的姿势，他们在日本是广受欢迎的传统项目运动员。

　　在一位陆军军官的指挥下，腰别刺刀，肩扛步枪的和尚们在他们的寺院中操练。

　　1943年东京街头，一位美丽的少妇停下来往一块钉着一排排钮扣的布上缝上一针红色的线。当有1000个人缝过之后，这块带着幸运祝福的布将被送到一位前线战士的手中。

　　一位路人在一位少妇手持的太阳旗上写上“力”字。当写1000个字之后，这面旗也将被送给一位前线作战士兵。

　　日本妇女肩负着维持本土和海外军队士气的责任。“国防妇人会”负责起了这些活动的协调工作，派遣它的成员们到火车站为开赴前线的部队送行，并敦促他们写鼓舞后勤人员的信件。妇女们还通过制作护身符的方法来帮助那些素昧平生的士兵们，从护身符上他们可以确信自己拥有来自身后那片国土上全身心的支持。

　　最受欢迎的护身符叫做“千针带”，就由1000个街上的行人在一块布上一人缝上一针，然后将其送给前线的士兵，据说它象征着日本妇女的信任和忠诚。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就收到了一个，是他的未婚妻和表姐妹制做的。坂井三郎写道，“没有哪个日本飞行员相信这种传统的护身符能避开子弹”，但当他想到他的未婚妻和表姐妹长时间“伫立在寒冬的街头”请求行人们为它缝上一针，“我当然会戴上它，”他最后写道，“而且我把它绑在我的心口上。”

　　还有一些志愿者们走上街头去制作另一种护身符，他们请行人们在一面日本国旗上写上幸运的祝福。许多日本士兵都在口袋里装上这么一面国旗参加战斗，因为这代表了他的国家。

　　在神社中为死者

　　祈福的人们

　　日本人被鼓励着去东京广大而幽暗的靖国神社进行公众性的祈祷，在这里供奉着所有战死士兵的亡灵。这种信仰是由裕仁天皇在战争初期就树立起来的。他主持了一个在靖国神社举行的庄严仪式，在这个仪式上，裕仁天皇宣布那10334 名死于中国战场的军官们的亡灵在此得到供奉，这意味着他们被赋予了神一样不朽的地位，几乎和天皇自己并驾齐驱了。

　　随着战争的死亡人数不可遏止地增加，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失去亲人的平民来这里祈祷。靖国神社成为了一个至为神圣的地方，有轨电车经过它的大门时都要稍作停顿，而行人们则停下脚步并深深鞠躬。

　　1941年，哀悼者们冒雨跪在位于东京闹市区的靖国神社外面。 平民们最通常进行的　　　　 　就是为他们在战争中死去的亲近之人祈祷。也有许多士兵在他们乘船奔赴前线之前来祈祷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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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战争中的日本

　　帝国俘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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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1945年3 月，在东京遭受了二战中最严重的一次空袭之后，身着军装脚蹬皮靴的裕仁穿行在被炸毁的一个街区中，侍从们被他甩在了身后。

　　帝国俘虏

　　1921年，当时还是皇太子的裕仁访问英国时在向仪仗队敬礼。头戴熊皮帽，担任陪同的是威尔士亲王，也就是后来的英王爱德华三世。

　　一位害羞，温驯而又热爱和平的天皇

　　“达到至美的时刻就是全世界都一片和平。”在一首含义幽远的小诗中，裕仁天皇这样写道。然而他的一举一动是如此地被拘囿于日本苛刻的传统范围之内，所以这个热爱和平的人极少会表露出对和平的渴望。

　　裕仁生于1901年，在一个完全得不到爱的氛围中长大，他一直感到压抑和恐惧。按照宫廷的惯例，他在仅有10个星期大的时候就被从父母身边带走，在一连串的监护人和导师的照顾下长大，曾经有一段时间，一共11位学者像填鸭似的拼命往这个小男孩的脑袋里塞着各种科目的知识。

　　尽管被培养日程束缚着，但这位皇太子却显示出了十分独立的思维能力。12岁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神话———他是太阳女神的后代，因此他自己也是一个神———和他的历史老师展开辩论，使这位老师震惊不已。他的首席监护人西园寺公望亲王告诫他不要发表这种异端邪说，并且向他解释说日本人民需要相信他们的天皇是神圣。西园寺公望还说，为了日本的福祉，裕仁必须保持像神一样的庄严，高高在上，决不能把自己卷入俗世的事务中。

　　裕仁长大后，变成了一个害羞自闭的人，尽管他还保持着一点点个人的自由空间。他成为了一个严谨的科学家，狂热迷恋西方的各种体育运动，他甚至还敢于反抗那些权力煊赫的顾问，因为他们反对他自己中意的婚姻。但在所有关于他的天皇职位的事务方面，他仍然只是一个法律和议会的严格服从者，因为很早以前他们就使天皇退缩到了一个宗教性象征元首的位置。他总是一言不发地对法律和议会深信不疑地服从。

　　当日本的军阀集团将日本逐渐拖入与中国以及后来与西方盟国的战争时，对于那些野心勃勃的政府首脑们的计划，裕仁从来都没有进行过一次有力的呼吁来进行矫正。他只是在他所写的一首诗里气语暖昧地表达了他的忧患：“当我游览纪伊水道海角的时候/ 远方的海上正低垂着乌云。”虽然天皇似乎没有意识到，他的精神权威其实是极为巨大的，而他并没有能将其利用起来，所以在日本的战争悲剧中，天皇也有一部分责任。

　　裕仁的父母：大正天皇和贞明皇后。按照宫庭的习惯，他们把皇太子的抚育任务交给了监护人。

　　三岁的裕仁。当时他离开父母，单独住在日本皇室那个拥有超过3000名仆役的庞大宫殿中的一个小房子里。

　　一位东方王子的西方历程

　　裕仁有一次曾经承认，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1921年那次长达6 个月的欧洲旅行，他充满感情地回忆说：“我生平头一次体验到什么叫做更自由的生活。”

　　英国皇室相对随意不拘的生活方式令这位时年20岁的皇太子大吃一惊。他非常高兴地看到他的英国伙伴——威尔士亲王竟然被允许在大众餐馆吃饭，以及在夜总会里和漂亮的姑娘们跳舞。他把坦白、平易近人的英王乔治五世视为自己的偶像，后者曾经像父亲似地拍着他的后背，称他为“我的孩子”。

　　裕仁带着一大堆西方式的爱好返回了日本。他打起了网球，并且在皇宫的院子里修了一个九洞的高尔夫球场。他改吃英氏的早餐，诸如鸡蛋和烤面包片（而不是米饭）；改穿西氏服装，只是除了一些十分重大的仪式性场合之外。在每年一度的水稻插秧仪式上，他甚至还带着一顶西式的毡帽，而他的官员们则都戴着插秧者戴的那种传统的宽边草帽。

　　他还不顾继承人问题上的风险，毅然选择了一夫一妻的西式婚姻方式。在裕仁登基之后，他和妻子良子生出来的全部是女儿，而女儿是不能继承皇位的。他的顾问们纷纷劝说他采取古老的解决方法，广纳姬妾直到其中的一个给他生下一个男性的皇位继承人为止。裕仁竭力顶住了这些巨大的压力，他的忠贞最终得到回报：1933年，良子终于生下了一个男孩。

　　和英王乔治五世同车穿过伦敦时，裕仁向行人们致意。此时令他大开眼界的20天英国之行刚刚开始。

　　身着白色网球装的裕仁及其妻良子在一起进行双打比赛。时为1924年，即裕仁从欧洲返回的三年之后。

　　裕仁在他宫中实验室的海生动物研究过程中小憩。他后来出版了不少关于这一领域的学术著作。

　　裕仁家庭的合影。裕仁身着西服套装，皇后良子怀抱幼小的皇太子明仁，旁边是他们的三个女儿。

　　裕仁身着传统礼服，手持节杖的形象。1928年，裕仁天皇在京都的古皇居正式登基。

　　卫队在天皇的座车前抓捕一名被怀疑意图对裕仁不利的士兵，而实际上这名士兵只是想向他申诉陆军中的虐待行为。

　　1930年，长跪而坐的村民们还被允许见到天皇。

　　大阪市长由于在裕仁面前站立得太随意而被迫辞职。

　　文化冲突中的风暴中心

　　在整个的20年代以及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中，裕仁一直陷于理想和野心的冲突里。和许多进步的日本青年一样，他明白自己的国家应该通过吸收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工业技术这样和平的方式来实现繁荣。但是这种观点遭到了激进的陆军和海军军官们的极力反对，他们主张的是征服全亚洲，并且要铲除所有倾向于追求和平式发展的人。

　　曾有两名煽动者企图刺杀裕仁，但是流产了，另外还有六个人发起了请愿活动，请求他改善日本的状况。有好几个温和的政治家被军国主义者和右翼军官所暗杀，其中就包括原敬首相，原因就是他在1921年曾积极鼓励裕仁的欧洲之行。

　　日本陆军的高级指挥官们都声称他们无法控制低级军官们所进行的这些杀人之类的恶行，但实际上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在私下里对于这些暴力行为是首肯的，并且还从中获益。一直存在的刺杀威胁着裕仁的一些自由派内阁成员和顾问的生命，所以他们就轮流劝说天皇要超然于日益严重的混乱局势之上，保持传统的角色地位：高高在上，不可侵犯，令人敬畏。

　　这样的角色正是陆军的高级军官们所想要的：天皇的脚步只限于宫墙之内，不会对他们的征服计划进行任何干涉，但又拥有神一样的地位，在战争来临的时候能够将国家团结和激发起来。

　　军队接着又发动起一场宣传运动，使裕仁和人民更加疏远。过去普通的人们还被允许可以瞻仰天皇，但现在只要有天皇在场，他们必须深深鞠躬，绝不能抬头观看，以表示对天皇的崇敬。特定的高级官员获准可以向天皇注目示敬，但有些人却因为所谓的没有对天皇表现出足够的尊敬而丢掉了官职。

　　一位名叫加濑俊一的外务省官员看穿了陆军的花招，他宣称说好战的将军们“故意在皇家周围散布宗教性的神话迷雾”。加濑俊一还用诗一般的语言说天皇“完全只是水中月影”，而“真正的月亮就是军队，他们掌握着实权并且享受着所有权力带来的好处”。

　　裕仁本人也看透了这种将他完全架空的所谓尊敬，他带着平静的失望说陆军是“在用绣着花的绸缎将我慢慢闷死”。

　　臣民们匍匐在东京的皇宫前朝拜。从1936年之后，警察对任何胆敢看天皇一眼的人都予以逮捕。

　　一位沮丧的象征性元首的形式职责

　　尽管在法律上和习惯上，裕仁没有任何实权，但他还是要履行那一大串烦人的礼仪性职能。天皇要主持每一次帝国议会的开幕式，参加军部的正式会议，假日里要去参观神道的神社，检阅陆军的演习，还要穿上整套的军式礼服（见右图）去欢迎访日的外国要人。

　　评论家认为，在这些会议上，裕仁应该更好地运用他的精神权威，更强烈、更直接地表达他自己的意志，实际上，他确实偶尔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试图纠正军事领导们穷兵黩武的路线。早在1931年日本侵略满洲的时候，裕仁敦促他的内阁要执行一个“不扩张政策”，然而就像皇室管家所说的那样，裕仁的努力就像“往沙子里钉钉子”一样毫无作用。

　　在1941年9 月6 日那次具有决定意义的内阁会议上，战争最终被确定。在这次会议上，裕仁再次表达了和平的愿望。他引用了其祖父明治天皇的一首诗，诗中问道：“为何风雨乱人间？”据报道称，内阁成员们对裕仁的话感到“惊惧”，但军队首脑们也对天皇只是暗示性地表达，而非直接提出而感到“释然”。于是日本的将军们就立即着手将他们的战争计划付诸实施。

　　就座于一面金色屏风前的裕仁在主持军部的一次会议。与会的军官们都把手放在膝盖上，肃然端坐。

　　身着长礼服的帝国议会的成员们一起向天皇（立于后部者）鞠躬。

　　在军事演习中，裕仁观看部队乘坐两栖登陆艇。

　　1935年，在等候迎接满洲国皇帝溥仪时，裕仁与手持照相机的一位亲属说笑。这张照片是被禁的，因为天皇看起来太有人情味了。

　　“上天之子”的偶然远足

　　在偷袭珍珠港之后，裕仁变成了一个实际上的宫中囚徒。他极少露面，只是在庆祝日本取得巨大胜利，以及后来战争情形不利于日本时，去查看惨遭轰炸的东京才出来一下。1945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皇宫的防空掩体中度过的。

　　为了战争，天皇做出了他所能做到的最痛苦的牺牲：他放弃了挚爱的海洋生物研究，认为这是在战时一项不合时宜的自我放纵行为。作为替代，他写信向他的战士们表示鼓舞和赞扬，并且为他们祈祷。他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使他感到无比痛心，因此在1942年夏天之后，内阁成员和宫里的官员们就联合起来，向他隐瞒那些最坏的消息。他希望战争能迅速结束，即使在他的军事将领们以他的名义下号召日本人付出更大牺牲，流出更多鲜血的时候也是如此。

　　1942年2 月，裕仁站在皇宫的护城壕后面，注视着欢呼攻陷新加坡的人群。

　　一项秘密研究

　　1943年夏天，战争打到了日本的家门口。从此往后，由于越来越多的资源被从民用经济中调去支援军队作战，日本人民所面临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也就越来越大了。到了1944年的秋天，尽管这时美国的密集轰炸还没有开始，日本人已经深深陷入了他们所称的“黑暗之谷”。

　　从战略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内发生的情形只不过是验证了一项战前秘密研究的结果。这 项研究的参与者之一，经济学家稻叶秀三后来对他们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我们开始懂得如果日本加入战争，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摧毁，不光是日本的经济，还有日本这个国家本身也会在巨大的痛苦和绝望中崩溃。”但日本政府对于些警告完全不予理睬，只是力图在1942年进行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在这一目标失败后，面对拥有巨大战争物资生产能力和充足兵源的美国，日本完全无法与之相抗衡。1943年，在主要由美国潜艇构成的盟军海上封锁线形成之后，日本巨大的商船船队的活动逐渐断绝。而相当一部分的食物和几乎所有的关系命脉的原材料都是靠海运进来的，因此它们的供应也就被切断了。

　　日本人民对于二战的感受和其他所有的交战国都是一样的：商品短缺、定量供应、通货膨胀、黑市猖獗，以及更长时间强度更大的劳动。但是他们在“黑暗之谷”中所遭受的艰辛还有一个特殊的痛苦之处。尽管日本政府对于那些胆敢发布日本失败消息的新闻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压，人民还是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了他们在二战中的失败，随之而来的就是他们像机器人一样，一天天麻木地在毫无乐趣的工作中饱受煎熬。

　　由于被1942年一系列奇迹般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日本政府曾经一度放松了战争物资的生产。但到1943年，失败使一切都重新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在地方层次上负责定量供应的邻组忙着把不易保存的食物发放到成员手中，同时还忙着派遣成员们到最近的分配中心去拉回配给品。

　　木头做成的服装

　　在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物品紧缩的迹象都变得越来越明显。日本制造的衣服中的大部分都是用一种名为“Sufu”的极脆弱的布制成的，这种布的原料就是一丁点儿棉花以及木浆和树皮，然后把他们纺在一起。日本的纺织工业以前位列世界第三，它的羊毛从澳大利亚进口，而棉花则从印度、美国、埃及和巴西进口。在二战切断了它的原料供应之后，它就不得不采用代用品。最初，纺织厂试图改用在中国占领区所产的棉花。但是事实证明，短绒的华北棉花在专门为棉绒较长的印度和美国品种设计的机器上根本无法纺织。最后，政府一次性 地销毁了超过800 万个的纺锤和25万台织布机，对剩下来的纺织厂，政府命令他们不断提高sufu在棉布中的比例，同时为了解决羊毛供应的不足，就加入了破布、桑树皮和山羊毛。

　　日本只有一种纺织品能自给自足，那就是丝绸。先前，几乎所有的绸布都出口到了西方。海外市场的丧失现在却给后方的人们提供了意想不到的福利。日本的妇女们发现丝绸内衣这种二战前闻所未闻的奢侈品现在不仅随处可见，而且价格十分低廉。

　　但是在鞋的方面就没有这种意外的便宜了。军队对于皮靴不断增长的需求，使民用鞋的生产完全陷于停顿；而为了生产飞机和卡车轮胎，大部分日本人都穿的那种胶底拖鞋也无法再生产了。政府相应地加速生产笨重的木屐，并向那些满腹怀疑的平民们大力推广这种“爱国鞋”。为了配合这场运动，东京帝国大学的高次健二博士宣称，这种木屐能够“非常好地加强脚趾尖上的小块肌肉”。无论信不信这位博士的话，大部分人都穿上了木屐，并且把战前的最后一双鞋保存起来，以备在特殊场合穿用。

　　Nukapan：“你一吃就会哭。”

　　然而，每个人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还是填饱肚子。尽管日本在战时并没有遭到大规模的饥荒，但从1943年开始，上百万的人们都经受着食物不足的痛苦煎熬。而到了1944年，食品匮乏已经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困扰。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排队等着领口粮，以及到农村搜寻食物。这样一来，日本战时产品的生产就被大大地削减了。

　　当1941年对美战争开始的时候，在充当日本人每顿饭主食的大米中，有80% 都是由日本的 农民们自己生产的。政府预想在维持充足的大米供应方面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毕竟，日本的农民拥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大米单产纪录。日本大米年消耗量的另外20% 是由其殖民地朝鲜和台湾提供的。而日本人膳食中的另外两个基本品种：酱油和豆腐，则是用从满洲进口的黄豆制成的。

　　但是，不久之后，那些正常情况下用以装运大米和黄豆的船只，全都被改用来运输军队和军火了。而那些本来需要在田地里辛勤劳动的青年们则被征去服兵役。原来用做稻田肥料的化学品被用于生产高效炸药。而由于政府征用农田来修建兵工厂和空军基地，粮食生产的土地一共减少了8.5%。

　　1943年，食品进口下降，政府为了弥补大米的供应不足，就把它和小麦及大麦掺杂在一起。为了使口粮达到规定的重量，甚至连土豆都被加了进去。家庭主妇们不断试验着新的烹调方法，以把这些大米的混合物变得可口一些。但并不是所有试验都能成功，有一种叫做“nukapan ”的东西，它是用小麦粉和米糠做成，就使很多人感到反胃，有一位失望的妇女写道：“它看起来就好像吃的蛋糕，但尝起来是苦的，闻起来就像马粪，你一吃就会哭。”

　　不久之后，就连那些老实的人们也在偷偷摸摸地筹划着怎么得到额外的口粮了。由于孕妇每天可以得到70克大米的增补量，声称怀孕的妇女数量一下子可疑地增多起来。格温是一位日本外交官的美国妻子，二战期间留在了日本。她回忆看见一位妇女直接到领口粮队伍的最前面去取她的那份特别配给品。但就在她离开的时候，一个垫子从她的衣服里面掉了出来。“其他的妇女们全都怒骂了起来。”格温写道，“那位可怜的女人哭了起来，解释说，除了要照顾七个年幼的孩子，她还有一个90岁的婆婆要侍候。我们都大笑了起来，但从此之后，孕妇们都会受到仔细的检查。”

　　“幽灵人口”的口粮

　　再有的就是为所谓的“幽灵人口”索要口粮。这些人口包括已经去世的叔叔阿姨，已经辞退很久的佣人以及近来并没有来的膳宿学生（或者根本就没有这么个人）。尽管警方和司法省一再重申警告，那些纵容虚报人口的邻组头目将会被投入监狱，但实际上，据估计发放给不存在人口的口粮达到了100 万份之多。

　　另外，短缺还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黑市的活跃。黑市交易包括了所有的东西，特别是那些 易变质的食品，它们通常是无法通过官方渠道获得的。从事黑市的人不光是犯罪老手，还包括那些从未触犯过法律的人们。他们大肆地收购囤积紧俏商品，然后再以高得惊人的价格卖出。在1943年的一次调查中，2000个家庭中有一半都在黑市上购买过某些食品。一年之后，东京的居民们要依赖地下市场获取他们十分之一的大米，三分之一的鱼和三分之二的新鲜蔬菜。

　　黑市上的购买者们受到的盘剥是惊人的。到1944年3 月，大部分商品的黑市价格比政府最高限价高出10倍，大米的价格是政府价格的14倍，到了同年的12月，大米的黑市价格涨到了官价的44倍，而且还在不断上涨。一块肥皂，官价为十分之一日元（2.3 美分）拿到黑市上就卖到了20日元（4.60美元）。八磅一袋的糖在官方渠道中卖3.75日元（86美分），而在盟军的海上封锁切断了从台湾的白糖进口之后，在黑市上就涨到了1000日元（230 美元）的天价。

　　黑市购买者们也要冒不少风险。他们付了钱但并不能保证拿到所购买的商品，但他们也无处申诉。因为无论对于贩卖者还是购买者来说，黑市交易都是违法的。在进行每次交易时，购买者都十分警惕一个特殊的警察部门———经济警察，他们是专门为没收非法货品和惩治违纪者而设立的。

　　格温就是一个黑市的受骗者。一个没有信用的家伙到她家去推销“练炭”，就是一种用木屑、煤和木炭压成的小煤砖，日本人把它们放进可以移动的火盆里给房子供暖。那个小贩说由于他的煤砖刚刚做好，含的水分很大，所以可以在飞涨的黑市价上给她一个相当大的折扣。格温没做什么讨价还价，就买下了他一整车的练炭，并将它们一块一块小心翼翼地摆在花园里晾干。但是，在它们干了之后，并没有变成宝贵的燃料，而是裂成了黑色的泥坯，原来这些煤砖正是用黑泥冒充的。可以想像，在此之前，小贩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当然，日本的精英们不需要去和黑市贩子们打交道，也不用排除领口粮。特权阶层（包括高级军官，上层官僚以及实业家们）的成员们运用影响力在他们的房子里储满了食品、酒类和其他的紧俏商品。他们在对普通大众关闭的饭馆里吃饭，并且继续在大城市的艺妓馆、酒吧和妓院里享乐，晚至1944年，上层社会家庭中仍然雇佣着60万女仆和其他的仆役。

　　随着领口粮队伍的增长，那些不这么幸运的人们对于有钱有权者的憎恨也与日俱增。到1943年，有一种流传广泛的抱怨是：“所有的东西都被军队、黑市和权贵们弄走了。只有傻瓜才去排队。”那些傲慢自大、养尊处优的高官们面对批判的浪潮保持沉默，特别是在军事失败的消息最终开始传回本土时。记者加藤益雄报道说：“人们说他们不会吝于让胜利的陆军和海军享受特权，但是失败者们就不应该期望受到优待了。”

　　那些负担不起黑市价格的人们，为了得到所需的东西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在每天额定的四根火柴用光之后，主妇们就用燧石打火来做饭，她们开始用硕大饱满、含油丰富的松果来充当做饭的燃料。烟民们在吸完了每天定量的六根香烟之后，就把茄子和柿子的叶子晒干碾碎，卷在从口袋书上扯下来的纸里做成代替品来抽。一向精于品鉴发酵米酒的行家们，不得不努力让他们品味适应一种粗劣的代用品，它是用红薯酿成的，因为红薯的数量比大米充足。这种红薯酒十分有劲，以至于人们给它起了一个“爆弹”的绰号，意为炸弹。

　　宣扬少洗澡的美德

　　那些买不起黑市洗衣皂的家庭主妇们，改用一种由碱和洋槐树荚果构成的混和物来洗衣服。漂白剂在货架上根本看不到踪影，于是不知哪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妇女把夜莺粪放进了她的热洗衣水中，这可是一种天然的增白剂。而厕皂的代用物则是一个装满了米糠的棉布包。

　　有一些日本人成功地在短缺中发现了幽默之处。一位困惑的公民在一篇题目为《维生素D 在洗澡中流失》的讽刺文章中声称没有肥皂是一件幸事。但是，对于政府来说，如何保持公 民的清洁并不是一件轻松可笑的事情。当1944年初燃料短缺威胁到许多东京的公共浴室的时候，市议会召开紧急会议来讨论这一问题。

　　城市的长老们认为，沐浴对于公众健康和心理幸福是如此的重要，所以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也要维持浴室的开放。邻组的成员们被派出去四处搜寻浴室用的木柴，而每个地方浴室的顾客们都被动员着捐出他们的旧木屐做为燃料。浴室的经营者有责任保证顾客们的满意，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警察就有权让另一个能保证水热的人来换掉他。

　　尽管日本缺乏大多数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钢铁和橡胶，但它在二战时却拥有充足的一流劳动力。日本工人十分勤奋，而且对其公司的兴旺发达有极强的责任感，他们10小时一班地工作着，从不进行停工或罢工。日本的企业对它的劳工采取一种家长式的态度，公司照顾着工人及其家庭的健康、教育和娱乐。因此，工会在日本战前就没有获得一个重要的地位，而到了1942年，政府下令取消了一切代表工人利益的全国性组织，无论是工业工人的还是农业工人。

　　虽然具有高效和忠诚的优点，日本的劳动力还是没有满足国家战时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政府，因为它从来都没有成功地把计划经济和生产集中起来。直接的结果就是各种互相冲突的政策和命令搅在一起成了大杂烩，以致创造性被压制，生产量下降，许多部门的劳动力几乎被置于奴隶的地位。

　　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政府中那些负责战时产品生产和兵源组织的部门之间缺乏合作和协调。军方的权威人物们深深坚持着古代武士的信仰：每个男人首先都是一个战士，因此他们丝毫不加区别地把那些对于日本的工业生产至关重要的工人们也统统征去打仗，这些人包括：工程师、电动技师、工头、机械师以及技术娴熟的木匠。

　　被称做“飞行杀手”的战斗机

　　到1943年9 月，已经有300 万工厂工人被征入军队，导致飞机制造厂、造船厂和兵工厂产量的严重下降。“我们的技师太少了，根本无力维持生产标准，”一位日立电器公司的负责人说，“我们失去了1000个熟练的工人，要用4000个生手才能替代他们的工作。”当经理们试图把传统的每天一班共10个小时的工厂运作方式，扩展为24小时轮班倒的方式时，他们都遇到了相似的问题。不止一个重要大型电子工厂不得不取消了两班，因为那些生涩的夜班工人们报废的零件，比生产出来的还要多。

　　大型的流水线工厂都依靠一种稳定的细小部件供应。这种供应来自于数以百计的小型厂家，在这些小厂里，许多都只雇佣着两三个技师。这种情况使生产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了。因为这些小供应厂家中只要有一个关键性的工人被征走，它的整个生产部可能陷于停顿。

　　军方的干扰也给战时产品生产带来了全面的不利影响。陆军和海军都派出了低级军官，到那些生产诸如飞机部件、船用发动机和枪支瞄准镜之类关键性零件的工厂进行监督，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商业或工业毫无经验。加藤益雄后来写道：“这些低级军官都演变成了他们自己权限内的小东条英机，乱发着各种强制又无理的要求。”

　　因为受到了这些不受欢迎的监督者们的驱策，工厂的经理们极力争取完成不断增加的船只、飞机和枪支的生产定量。这样一来，质量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在名古屋附近的三菱飞机厂，飞机被仓促地制造出来之后就装上牛拉的大车。中岛一家工厂的条件几乎同样原始，他们接到命令要在1943年9 月到1944年3 月期间把飞机发动机的产量翻一番。这家公司的总裁中岛知久平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动用了所有的物力和资源，但是在3 个月之后，所有的零件和原料都用光了，机器也筋疲力竭，而且熟练工人都被征入军队，取代他们工作的都是一些学校的小孩子们。”

　　其结果是不难预知的。截至1944年底，日本的新造战斗机中大约有三分之二都在到达作战地区之前就坏掉了。一种由中岛工厂生产的陆军战斗机Ki84缺陷极为严重，以至于被起了“飞行员杀手”这样一个可怕的外号。

　　传家宝换芜菁

　　政府拼命地寻找人来替代那些被征入伍的工人们的位置。为了增加工人的数量，那些生产非必需商品的工厂和商店都被关闭了。劳工政策最终变成了一个鼓励和强制掺杂的奇特混合体。一方面，政府采取各种方法，如许诺给予额外的口粮，增加报酬，以及每月三升酒等，来鼓励男子们自愿从事那些困难但重要的工作，如下矿采煤及码头装卸等。另一方面，政府建立了一个劳工征调的制度，主要是胁迫人们“自愿”地工作。

　　所有年龄在16至40岁之间的男子都要求进行战时产业的政府登记。到了1944年初，登记的范围扩大到了从12岁到59岁所有的男性。实际上，只有大约150 万男子收到了关于劳工服务的那张可怕的白色通知，而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迅速在本地的工厂寻找了一份工作，通过这种方法，躲开了可能被派到远离家乡的兵工厂的厄运。

　　尽管妇女们并没有受到征调，但她们也陷于无休无止的自愿劳动的压力之下。对于她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在兵工厂里的劳动实在是太繁重了，而且条件还在不断恶化。休息日缩减到了每月三天，日工作时间被延长到了12个小时，然后又变成了13个小时，最后变成了由雇主自行决定，这就意味着要一直工作到定量完成才能下班。为了节省通勤的时间，许多工人选择住在厂里，就把睡觉的垫子往离流水线仅几英尺远的地板上一铺了事。

　　繁重的工作，单调的生活以及严苛的管制使中本广子几乎无法忍受。她是一位女中学生，在广岛的一家飞机制造厂工作。她回忆道：“上夜班时，在站立好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疲惫地走到餐厅里去吃晚饭。晚饭就是一碗稀薄滚热的清汤，中间通常漂着一根面条，碗底上还躺着几颗黄豆。我们会狼吞虎咽地把它喝完，然后返回工厂工作。

　　随着冬天的到来，中本广子和她的工友就得冒着严寒工作，因为根本没有燃料来取暖，“终于有几个空的汽油桶被拿进来，里面烧着小块的木炭，看着这些小炭块在闪闪发光，闻着烟的味道，我们觉得暖和多了。”

　　“晚上11点，我们回到宿舍，我们被要求安静地上床睡觉。但突然之间我们长期的共同纪律约束和自我控制一下子崩溃了，我们根本无法安静下来，我们跺着脚，大叫着，还跳上跳下。我们吹起口琴，放开嗓门唱歌。工厂的经理会进来大喊：‘安静！不准发出声音。’我们只会更大声地唱歌，我想当时我们都有一点儿疯狂。”

　　工人的工资低得可怜，而且日益陷入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困境之中。政府把工资和物价都冻结在了1939年的水平，但是由于物资短缺和越来越多的必需品流向黑市，价格冻结变得毫无意义。慢慢地，工资获准可以增加，但是在二战期间，日本家庭的生活消费在以至少每年20% 的速度增加着。

　　尽管物价不断上涨，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钱从工人们的口袋里流向了二战的财政支出。由雇主从工人工资里扣除的收入税，从1942年的10% 增加到了1944年的15%，任何年收入超过了3000日元（大约690 美元）的人还要被征收最高达到50% 的附加税。而被政府拿走的最大一笔钱还在于国家储蓄以及债券购买计划，按规定，平均每个工人要将其工资的20% 用于这一计划。这个投资计划的征收工作是由邻组负责的，为了完成政府下达的指标，邻组的头目们一再地向属下们进行恳求，有时还稍微带着一点点威胁。

　　存在这个储蓄项目里的钱如果没有得到邻组的同意是不能抽回的，而且还必须是在发生意外事件的时候。原则上政府债券是可以买卖的，但其中许多都无法赎回，因为根本就没有发放过任何凭证。官方对于这点解释为由于纸张的极度短缺使政府无法印刷债券，但实际上最可能的原因是，购买者的资金被故意冻结，使他们无法获得资金的支配权。

　　许多日本人对这种形势进行了无言的反抗，他们尽可能地消极怠工。在一些工厂中，工人的缺勤率达到了25% ，许多工人在春秋两季未经许可就擅自离开，回到田里去帮助耕种和收获。有一些工人请假去干家里的杂活和处理私事，还有一些人在公共交通系统陷入停滞而不得不走路或骑车走很长一段路去上班时，干脆就呆在了家里。

　　但对于一些工人来说，反抗是不可能的。这些不幸的人就是66.7万名朝鲜劳工和3.8 万名中国劳工，他们签了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来到日本，最终却被当作奴隶役使。一整天中，他们都要在荷枪实弹的守卫监视下，从事那些最苦最危险的劳动：码头装卸，沉重的建筑工作，炼钢以及挖煤。到了晚上，他们则被锁在相互隔离、混合居住所里，有的周围还装着通了电的栅栏。当他们的合同期满之后，这些外国劳工被告知没有船只可以送他们回国，在二战期间，他们就一直身陷于日本。

　　朝鲜人被日本守卫虐待，但由于他们是日本帝国的法定臣民，受到的对待还不至于太惨，遭遇最为悲惨的是中国人。警察告诉日本监工们说：“你对中国人越好，他们的要求就越多，也就越吊儿郎当。因此，你们完全不必心慈手软，也不必宽宏大量。”

　　大部分的监工极力采纳了这一建议。当中国劳工没懂用日语下达的命令时，监工就用木棍抽打他们，而如果中国劳工试图躲闪这顿毒打，他们就会被打到失去知觉，当在三池煤矿中的几十名中国劳工被大火困在一个矿井中的时候，煤矿经理甚至懒得进行任何救护行动。那个矿井的入口被封死，其他的工作照样进行，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但事后证明有13名日本工人也在这场大火中丧生。

　　除了死于毒打和事故之外，有许多中国和朝鲜劳工纯粹是劳累致死。据估计，有超过六万的朝鲜劳工死于日本的监禁之下。而在中国劳工中，死亡人数为7000人，超过了总人数的17% 。

　　在九州北部的花冈铜矿上劳动的850 名中国劳工中，共人有418 人死亡。他们对于残酷的虐待和非人的工作条件忍无可忍，于1945年6 月发生了暴动。警察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镇压了这场暴动。死于这次暴动的人中有许多都是被毒打致死的。

　　日本工人中的死亡率也同样很高，由于长时间在不安全、不卫生的工作场所进行劳动而引起的疾病和疲劳是主要的致死原因。生产事故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恶劣的卫生条件引起了痢疾、斑疹伤寒和伤寒性的发烧，营养不良引起了传染性脚气，使感染者疼痛难忍无法行走；位于鹤见的三菱玻璃厂的经理发现在他的工厂工作的妇女和男孩子们中间有 30%的人都感染了这种脚气。而拥挤的居住环境和阴冷潮湿的工厂则引起了肺结核的惊人流行，仅在1943年就有超过17万人死于这种疾病。

　　患病者们几乎得不到任何救治。由于军队的占用和盟军对原材料的封锁，医生和医院手中的药品极为短缺，包括杀菌剂、血浆、血清、磺胺类药物以及疫苗等。实际上，许多医院本身都变成了危险之地。由于医生和护士的减少，医院的卫生标准极度下降，由于设备的缺失，医疗技术也变得越来越原始。外用绷带不得不反复地清洗之后再次使用。药品短缺严重到人们被敦促着去种植中草药，以弥补商业药品供应的不足，

　　由于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的短缺，日本五家精神病院中有四家被迫关闭。然而，尽管精神病的诊断和治疗都十分缺乏，尽管战时生活的压力无比巨大，但是日本的自杀率竟逐年下降。看起来似乎是完全的就业率和对战争的投身工作帮助人们抵消了个人的恐惧和焦虑的心理。

　　二战给日本1400万农民和农业工人带来了新的困难。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可以用一个古老的日本讽刺性说法来进行很好的概括：“农民不应该活着，也不应该死。”农民们依靠小片的土地维持生存，每片的平均面积只有2.5 英亩，其中有许多还是按高得离谱的地租从富有的地主那里租来的，一位农民抱怨说：“他们对我们喊着‘交租，交租’，然后就过来哼着小曲把我们用血汗种出来的稻米拿走了。”

　　为了达到战前的粮食和蔬菜的产量，农民们不得不增加劳动的强度和时间。但在作为农村生产力中坚的青年人中，有280 万青年男子和65万青年妇女离开了土地，到军队中服役或到兵工厂里工作。军队在战争初期征用了大部分的农用马匹，而在1942年全日本的拖拉机一共只有99台。化肥的短缺，和两个冬天异乎寻常的严寒进一步减少了日本的粮食产量。

　　大部分的农活都落到了妇女的肩上，农民的妻子、母亲、女儿甚至祖父母都要出来劳动。小孩子和少年们在暑假及学校假日期间也帮助进行除草及其他的琐碎农活。当然，有一些年轻人没有把这些活当回事。一张横滨的报纸在1942年6 月报道说：“农民们抱怨高中学生们本来应该帮助收割大麦，但他们常常把干活当成儿戏。他们并没有显示出多少对农活的喜爱。”

　　但是，随着劳动力短缺的日益严重，正在上学的孩子们在农业生产中扮演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截至1944年10月，在200 万的在校学生中，有许多人都参加了志愿小组下田工作。有时候整个城市的学校都下乡劳动，而由于很多天都呆在田里劳动，压力巨大的老师们试图压缩课程。

　　从1943年开始，政府向农民身上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它要求农民上交额定的大米、小麦、大麦和土豆，这些定额根本不考虑由于病害、天气和肥料短缺等原因造成的欠收。那些产量较低的农民不得不将所有的粮食都交给政府，然后又不得不申请口粮来维持家庭的生活，处境十分可怜。

　　作为对这种官僚强行掠夺的回应，农民开始控制交给口粮管理部门的粮食数量。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农民囤积粮食导致了通过官方渠道分配的数量减少，城市居民就被迫直接从农民手中直接购买；物价就上涨，货币贬值，农民就开始要求用衣物、厨具、烟草以及其他紧俏商品来交换他们的农产品。

　　周末的时候，公路和铁路上都挤满了城市居民，他们大包小包地提着自己的所有物品到农村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换取芜菁、包菜、红薯和大米。一位东京的中学生沮丧地看着她的家人把他们十分珍惜的财物拿去换了食品。她说道：“我们先吃掉了妈妈的结婚礼服，然后又吃掉了自行车，接着是缝纫机，然后我们四处观望，说着：‘我们还有什么能吃的吗？’”

　　私下放映的《乱世佳人》

　　经济警察试图阻止愈演愈烈的物物交换经济。因为它破坏了官方的配给系统。那些被发现进行黑市交易的公民，将被控触犯以下三项罪名中的一项或者全部：支付高于官价的价格，获得超过官方定额的口粮，或者是运送非法获得的食品。有谣传说东京以东地区的警察管得很严，所以东京市的大部分居民全都跑到了以北和以西地区的乡村小镇上。大部分的物物交换是由妇女来进行的，因为她们在回家的路上如果被警察抓住，似乎更容易幸运地脱身。

　　这种物物交换制度也加剧了历来存在于城乡居民之间的敌对情绪，他们都互相指责对方，喋喋不休地诉苦不停。记者加藤益雄写道：“城里人不得不背着包袱鬼鬼祟祟地到农村去换取足够的食物赖以维持生命，但他们对此十分憎恶。”反过来，一些农民认为城里人养尊处优，有足够的钱来支持他们的这种生活。一位农民在1943年曾说道：“当我们偶然地逛东京的时候，人们在歌舞伎剧院的门口挤成一大堆抢着买票。一想到我们辛苦流汗种出来的稻米竟然给了用这种方式消磨时间的城里人，我们真觉得难以忍受。”

　　在日本只有极少数的人会用这种道学的眼光来看待商业性的娱乐活动，特别是对于歌舞伎来说。娱乐活动是战时生活中巨大压力的一种重要缓解方式，人们都成群结队地赶去观看他们喜爱的演员们身着绚丽的戏装，一边念着轻快的诗句道白，一边迈着优雅的台步走来走去，不仅仅是东京的居民才喜欢这样。政府认识到歌舞伎是振作人民士气的好方式，于是就把表演搬到了马路上，一个由著名演员尾上菊五郎率领的剧团在地方剧院、工厂礼堂以及矿山工地上演出，博得了广大观众的一致欢迎。

　　由于歌舞伎在日本文化中占有一个神圣的地位，所以它的演出一直持续到了二战的结束。但几乎所有其他的文化活动都发生了变动，不是被削减，就是被消灭掉了。有许多种艺术形式都被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用来促使人民坚定意志去面对将要遭受的苦难。1944年3 月，一个芭蕾舞团的四位成员进行了一次题为“决定性空战芭蕾”的演出。据广告中说，这个新创作是为了提高全国人民的防空意识。实际上，这是一个对可能发生的美国空袭的暗示。随着美国的越岛作战将其空军基地推进得离日本越来越近，美国对日空袭的可能性也变得越来越大。

　　日本在战争期间一直坚持着严厉的文化检查，以消除西方在流行文化中的影响。在日本青年中极为流行的欧美音乐受到来自检查者们的重创。爵士乐禁止在广播中播放，高音萨克斯被列为了敌人的乐器，日本维克多唱片公司被迫将名字改为“日本音响”，就连商标中的英文词“His Master’s Voice ”也被去掉了。警察们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收缴了所有以前在日本出售的英国和美国的唱片。但是，尽管警察们热烈呼吁音乐爱好者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但他们得到的由收藏者主动上交的唱片少之又少。

　　电影仍然是最为普及的大众娱乐。当然，几乎所有的盟军国家生产的电影都遭到禁映，这令那些翘首等待举世瞩目的美国内战史诗片《乱世佳人》在东京首映的影迷们万分失望。电影禁映的一个例外是名为《史密斯先生去华盛顿》的电影，这部电影讲的是影星詹姆斯·史都华扮演的一位参议员和那些腐败的权力掮客们进行斗争的故事。日本的检查者们之所以会放过这部电影，是因为他们认为它表现了美国式民主的堕落。

　　日本的电影制作者们生产了一大堆例行公事的政治宣传片，全都是在赞美日本军队以及二战早期的日本取得的伟大胜利。但是到了1944年，技术人员和设备的短缺使电影生产陷入了实际上的停顿。影迷们发现即使看一次重映的片子也越来越难，因为电影院都接到命令，每天的放映不得超过三场，以节约燃料。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使一部《乱世佳人》的拷贝在1942年2 月新加坡沦陷时落到了日本军队的手中，并且被送到了东京的一个宣传单位。尽管这部电影在战时从未公开放映过，但一位名叫池田宪实的年轻外交官在一次私下的放映中看到了它，他说道：“当我看到北方士兵进攻南方时，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沮丧，我在想如果东京也像亚特兰大那样陷入火海，那将会是多么的可怕。”

　　垒球解说员的新词汇

　　检查者们没有试图取消垒球这种引进的运动形式，但他们却将它加以本土化，使其带上了些许明显的日本特征。在进行比赛解说时，体育解说员们用日语发言的词取代了那些从英语中传来的熟悉术语，致使广播听众们很难跟上比赛的节奏，直到最后他们终于明白了原来的sutoraiku （即strike，击球）现在变成了Konkyu;boru（即ball，球）变成了gaikyu; hitto endo ran（即hit and run ，击球跑垒）变成了kyosoda 。

　　和其他的所有东西一样，由于优秀的运动员都被征入了陆军和海军，职业垒球的水平也大为下降。到了1944年，由于运动所剩无几，职垒联赛在赛季中间中止，大阪猛虎队被宣布为冠军，日本最古老的垒球场被犁开，种上了蔬菜，以养活横滨那些饥饿的百姓。

　　受二战影响最小的运动就是相扑这种日本古老的摔跤形式。那些身躯庞大的选手体重在250 磅到300 磅之间，他们偶然会穿上军装或者会去应征服役，但是那些最著名的相扑手们则被免除了兵役，继续在东京的后乐园露天体育馆中进行蛮力较量。

　　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相仆迷们蜂拥着去看双叶山的比赛，他在日本卷入二战时是绝对的冠军。然而到了1943年，战无不胜的双叶山开始输掉一些比赛。他的一些拥戴者们将此视为国家临近失败的征兆。

　　“调情是不可能的”

　　二战一个接一个地埋葬了生活中最简单的快乐。东京著名的日比谷公园不再向游人们开放，尽管没有一个人能给出一个关闭的理由。喜爱在休息日钓鱼的人们，再也不能用他们这一天的收获物来做一顿美餐了。他们被要求把抓到的任何鱼类都要交到陆军或海军的食品中心。新的阅读物越来越难以找到，因为印刷机被征用了，纸张和印刷用墨实行限量供应，而那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作者被文化检查部门限制在停笔状态，新书的出版量从1941年的23138 种锐减到了1942年的5300种，杂志的种类也从1940年的1970种下降到了1944年的不足1000种， 而且每一期的印刷量也急剧减少。

　　因此，即使在没有发生悲剧性的灾祸的情况下，生活中的悲哀沮丧也在以各种微妙复杂的方式体现出来。一位父亲在看到他的孩子因为没有足够的衣服而备受寒冬折磨的时候，感到十分痛苦，他写下了一首小诗：“把我孩子冻伤的小手握在我的手中，我的眼泪差点就落在那双小手上。”另一位父亲描写了他深夜的守候：“铁壶里沸水的声音轻轻响在深夜，就在我等候孩子从工厂回家的时候。”日本人对于美的那种特殊的敏感依然存在，但是其中也浸透着深深的悲哀。一位病中的女孩得到了一个可爱的红苹果作为礼物，她说道：“我只是在我的床边把它放了整整三天。”

　　除了悲伤和希望之外，所有的感情都在永无休止的工作和求生中变得迟钝。一位在兵工厂里劳苦工作的年轻大阪妇女回忆说：“调情是不可能的。”那些对二战持不同意见的人，特别是那些对东条英机政府发动战争持不同意见的人很少会冒险发表意见，他们的愤怒逐渐褪变成了深深的绝望。在一位新近应征入伍的大学生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人们感到了溢于言表的沮丧和绝望：“如果我活了下来（很可能他不能），我就有时间可以和你谈一谈关于这个如此如此漫长的黑夜，这种没有尽头，没有星光的空虚。”

　　一项秘密研究

　　木头做成的服装

　　Nukapan ：“你一吃就会哭。”

　　“幽灵人口”的口粮

　　宣扬少洗澡的美德

　　被称做“飞行员杀手”的战斗机

　　传家宝换芜菁

　　私下放映的《乱世佳人》

　　垒球解说员的新词汇

　　“调情是不可能的”

　　这张房前的布告上写着：“在生活中厉行节约；不要浪费一根钉子。”后面这句话实在是多余的，钉子的供应极为紧张，能得到钉子的惟一办法就是从现有的物件中拔一个出来。

　　告示牌上的内容是：“请天生自来卷的女性不要从这里经过。”这个告示是一个热心的邻组树立的，为了消灭奢侈的西式发型，日本政府限定理发师们给每位顾客所烫的发卷不得超过三个。

　　两个工人在东京附近的一家工厂里看着巨大的自动辊（从美国进口的）轧出钢板。尽管日本人不断吹嘘他们自给自足的工业，实际上有超过90% 的机器设备都是二战前进口的。

　　一位售票员在加炭站给汽车（右图）添加木炭。这是在日本的汽油变得稀缺，汽车改用固体燃料后出现的新现象。而在供炼炭用的木材也变少之后，人们开始设想用其他的东西来充当燃料。

　　一位技师在进行实验前，将一筐燃料砖倒进一辆汽车中，这种砖是将生活垃圾煤灰，重油渣混合在一起，然后焙干成固体制成的。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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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战争中的日本

　　每件东西都太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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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件东西都太少了

　　在东京的时髦的银座地区，一辆驴拉货车吸引住了行人们的注意力。它是在燃料开始告急之后不得不投入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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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之间商店全部都空了”

　　当中岛健藏这位服务于日本陆军的著名作家1943年从马来亚回家休假时，他吃惊地发现日本的状况比他离开时还要糟糕。他写道：“物价更高了，而且黑市也变得无比猖獗。”那些中岛健藏记忆中喧闹繁华的城市现在变得灰暗衰败，而那些曾经健康、快乐的人们现在变得忧郁而憔悴，他们忍受着匮乏和疾病去保证作战人员能吃饱、穿暖。一位外国外交官评论说：“每个日本人表现得就仿佛肩负着整个胜利的责任。”

　　物资短缺的影响随处可见，当司机们试图用大豆油来代替紧缺的石油润滑油时，轿车和卡车的发动机就熄火了。电梯都停止了运行。由于水泥中加入了过多的砂子，新建的建筑物垮掉了。家庭主妇们花费一整天一整天的时间，四处搜寻纽扣、袜子、火柴和手纸之类这些普通的物品。1943年，东京有11000 家商店由于缺乏商品而关了门。“就好像有一只魔法师看不见的手挥了一下，”一位横滨的小学老师说道，“然后突然之间商店全部都空了。”

　　遍地都是饥饿，而且是那种连续的，如附骨之疽一样蚀人心肺的饥饿。它抽光了人们的力气，摧毁了人们的健康。政府的口粮只能提供战前标准一半的能量，而官方口粮中那些没有脱壳的稻子和其他的粗糙谷物经常使一家人都病倒了，因为人们的消化系统无法忍受这些过分粗糙的食物。

　　人们忍受了这一切。他们吃蓟菜、艾蒿和蘩缕，以及一切地里长出来的东西。他们捡来橡子磨成面粉。他们还把流浪的猫和狗来捉来杀掉做成肉食。一位东京的高中女生说道：“只有当你十分饥饿的时候，你才会回想起所有曾经吃过的食物，并且默默地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吃到它们？”

　　平民们在一家政府经营的餐馆里吃杂炊———一种很稀的炖菜。由于定量供应迫使餐馆关闭，这个餐馆是很难得的幸存者。

　　一群年轻的志愿者们在东京的上野公园插秧。到1945年共有300 万学龄的青少年加入了全国的劳动力。

　　日本式的爱国菜园

　　为了解除日益增大的饥荒威胁，日本用上了它的每一寸可耕地。他们犁开了垒球场和学校的操场，种上了谷物和蔬菜。他们在高尔夫球场上开辟了小块的菜地，打球者在打球之前必须先耕作一会儿。横滨的人们沿着主干道种起了南瓜，而东京居民则在装着泥土的箱子里种了芜菁，以便在一闻到炸弹燃烧的气味时端着就跑。

　　为了开垦新的耕地，小学教师安藤雅子带着600 名小学生从名古屋来到山里，在那里，他们花了13天搬开石头和树桩。她后来说：“我累得连锄头都拿不住了，我没有想所做的一切会不会对战争有什么作用。”

　　在东京北面崎岖不平、云雾遮盖的山上，当地三浦神社的神职人员们硬是将原先认为不能耕种的土地开垦成了一片菜园。

　　一位妈妈和她的儿子们在用风干的蚱蜢喂母鸡。

　　在把陡峭的山坡改造成耕地之后，一户农民在小块的稻田里插秧，他们的梯田之间只有用梯子才能上下。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锅碗瓢盆也参战

　　僧侣们为废铁征集运动捐出了庙里的金属做的锣、缸、花瓶和烛台。

　　东京的少年们在一辆推车上堆放收来的废铁。

　　志愿者们回收铝质硬币以建造飞机。

　　一个街道协会的成员们从工厂的金属废物中挑选小块的钢铁。

　　为了缓解军事产品所需的各种金属和合金极度短缺的状况，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紧锣密鼓的废品征集运动。征集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在大城市。东京的装饰性铁制街灯、栏杆、黄铜的交通车道标志、建筑物的饰板以及桥梁上的金属装饰全部被拆掉了。公园和火车站的铁制凳子都被拿走，甚至连供奉着战死者的东京靖国神社的青铜大门都被拆散运到了一家兵工厂。

　　神道教的神社捐出了他们的黄铜门栓，佛教寺庙捐出了他们的大锣，横滨一家为纪念1923年那场灾难性的大地震而修建的博物馆捐出了10吨展品，其中包括扭曲的有轨电车轨道和破碎的金属水管。

　　数以万计的家庭主妇们交出了金属容器。每一个人都把手里的铝制货币换成了新铸造出来的锡制硬币。当供暖的燃料耗尽时，公司经理们就把他们的建筑物中的暖气片拆了下来。

　　到1944年，铝的短缺已经严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军警都被动用来进行废品征集运动。每个家庭只被允许留下一个锅来做饭，一个桶来提水。

　　为了获取贵重金属，中学女生们从和服中抽取金线和银线。

　　在全国性的征集运动中，广岛的一些家庭捐献出家用的器皿和装饰品。

　　东京的商人们捐献旧自行车和多余的零件。

　　孩子们上交塑料和金属玩具以备再循环利用。

　　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每天的上下班成了一个日常性的艰巨任务。由于燃料和零件的短缺，出租车、轿车和公共汽车都无法开动，上下班的人全都挤在火车和有轨电车上。但是由于公共交通本身急剧减少，票价上升了，等车的队伍也越来越长。在许多城市里，火车和有轨电车被征用去运送军事人员和重要物资。

　　没有了公共交通，上下班的人只能自己想办法。他们先是骑自行车，直到轮胎报废而无法找到替换时为止。最后，什么办法也没了，只有走路。穿着代替鞋子的笨重木屐，疲惫不堪地勉强赶路。

　　尽力解决运输危机

　　在运输能力短缺的情况下，官员们从一辆征用的有轨电车上往下分发新鲜的红萝卜。

　　报废的公共汽车在一个临时营地里整齐地排成一排，充当那些在轰炸中失去家园的人们的栖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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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战争中的日本

　　妇女们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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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们的工作 ·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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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们的工作

　　女性焊工在用乙炔焊接飞机部件。截至1944年，共有400 万妇女在日本的军工企业中工作。

　　最主要的人力补充来源

　　厚生省大臣小泉亲彦在1942年时曾经发出过一个错误的断言：“敌国都在征用妇女，但是在日本即使不是考虑到家庭制度，我们也不会征用她们。”首相东条英机的错误甚至走得更远：“我们之所以能够尽到自己的责任，只是因为家中的妻子和母亲。”

　　这些都是关于妇女在日本社会中地位的传统观点。人们可以接受未婚的的年轻姑娘们去纺织厂工作，去当老师或者当护士，但是一旦她们结了婚，就要辞掉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家庭的责任中去。

　　然而，到了1943的夏天，由于不断增长的军事需求，这个传统已经被颠覆掉了。政府的政策变成了：“男人上前线，妇女去工作。”在日本各地，妇女们全面承担起了以前由男人从事的各种工作：公共汽车司机、公司职员、收票员、理发师、厨师以及售货员。

　　几个月后，政府又宣布年龄在12到39岁之间的未婚女性必须参加一项可征调劳力的登记，并且建立了一个名为妇女劳动志愿者协会的组织，专门负责帮助兵工厂招募员工。这个协会规定其成员要在一个工厂工作一年，但并没有要求说妇女们一定要参加这个组织。但是那些开小差的逃避者会被街道协会谴责为“不爱国”或者“贪图安逸的女人”，街道协会的作用使工厂中挤满了志愿者，其中还包括东条英机的一个女儿。

　　当传统性的障碍被消除之后，日本的妇女和女学生们在煤矿和钢厂中担负起繁重，有时甚至是危险的体力劳动。到1944年，有超过1400万的妇女都在挣工资。她们和极少数没有受到征募的男性技师一起工作，承担着和他们一样的艰辛：每个班次在没有供暖的工厂里工作12至16小时。一个姑娘回忆说：“上夜班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在厂里睡觉。第二天早晨我们也回不了家，所以我们在凌晨三点钟之前就回到了工厂。”

　　尽管充满了艰辛，但妇女中有许多人对于她们新的身份感到十分高兴。有一本十分受欢迎的妇女杂志带着骄傲以及些许惊奇：“日本女性再也不会被看做是玩物了。”

　　一家纺织厂中的女工在将原丝打包并系上标牌。这是战前极少数被认为适宜妇女工作中的一个。

　　一群妇女和女学生在东京的一家小工厂里生产简单的飞机部件。她们被称为“增产部队”。

　　对女学生的在职培训

　　三个女生在教官的指导下练习操作机床的技术。这些毫无经验的新工人难以赶上被她们所取代的那些男性工人的产量，一位制造商抱怨说：“现在三个工人干的才顶得上1940年一个人干的。”

　　东京一所高中的女生们在观看一位教师演示如何缝制康复期士兵所穿的病服。女生们每天都利用上课时间缝制这些衣服，戴着口罩是为了防止污染病服。在一些学校，还安装了轻型机器或者简单的流水线，学习时间被缩减到了每天仅两个小时。

　　单调枯燥的低微工作

　　妇女们在东京北部一家光线昏暗的工厂中，将水泥袋粘在一起。在这种单调的工作中人们几乎得不到任何放松。工人们通常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仅有两天休息。甚至曾经一度连这两天休息日也被取消了。

　　妇女志愿者们在桦太（即库页岛，此时是日本最北方的占领区）的一个港口扛板条箱。随着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那些保护妇女不得从事长时间及过重劳动的法律，或者放宽或者暂停执行。

　　被禁锢在生产线上的囚徒

　　在九州的一家飞机制造厂中，男女工人们蜷缩在被子里睡觉，而同时另一班工人就在近在咫尺的流水线上进行着声音嘈杂的工作。按规矩，即使是生了病的工人也被教导着要“为了国家坚持下去”。

　　妇女们在东京的一家武器工厂中检验机关枪子弹。尽管兵工厂的工作十分危险，但妇女们得到的工资却很少能超过为她们所取代的那些男性的一半。

　　一位“民族英雄”的简朴墓碑

　　1943年5 月21日下午，东京广播电台播发了一个语调沉重的通告：“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在今年4 月于前线进行整体战略指挥期间，在与敌人交战的一架战机中壮烈牺牲。”说到这里，播音员再也读不下去了，泣不成声。

　　几乎整个日本都在和他一起哭泣。山本五十六被视为这个国家最“伟大”的战士：他是突袭珍珠港的策划者和执行者；日本海军航空部队的创立者，正是这支部队击沉了英国的主 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而现在，由于他“英勇”的死亡，山本五十六已经变成了一个神。

　　在山本五十六死讯公诸于众的第二天，国会新闻局宣布他被提升为元帅军衔，并且被追授“大勋位菊花章颈饰”，这是日本的最高荣誉。而且他还得到了国葬的殊荣，这在日本的历史上是第十二次。

　　5 月5 日，数以十万计的人们站在东京的街道两旁向山本五十六默哀致敬。有1500名官方的吊唁者聚集在了海军俱乐部，山本的骨灰已经在这里摆放了两周。早上8 点50分，山本五十六的旗舰“武藏号”上的船员们将他的骨灰送到了外面的一辆炮车上。然后，随着肖邦的《葬礼进行曲》的旋律，送葬者们缓缓地向位于东京中心地区的日比谷公园走去。

　　这时在公园中已经搭起了三个巨大的帐篷，作为一个临时的神社。在主帐篷中，有一个用未加油漆的木料搭成的祭台，上面覆着黑白两色的帷幔。由意大利独裁者本尼托·墨索里尼赠送的一瓶红色的玫瑰，成了这里惟一的一点亮色。

　　皇室的代表在灵前进行了吊唁，但天皇本人没有出席，根据惯例他必须保持高高在上的遥远和神秘。主祭人是盐泽幸一海军大将，他是山本五十六的终身挚友，他极力推崇山本的精神，认为山本可以被列入供奉日本战死者的靖国神社。当山本的长子———22岁的山本义正进来献上一支被神道视为圣物的柏树嫩枝时，一支海军乐队奏起了进行曲《奋不顾身》。

　　下午，东京市民们来祭台进行最后的告别。到了晚上，山本五十六一半的骨灰被置于一个六英寸见方的白色盒子里，安葬在东京近郊的多摩公墓。

　　余下的骨灰被送到了山本五十六的家乡———距东京140 公里的长冈，埋葬在了位于一座禅宗寺院中的他父亲的坟墓旁边。他的墓碑十分朴素，价值还不到70日元（相当于16美元）。上面的碑文也极为简单：“1943年死于南太平洋的战事中。”

　　山本五十六的死最好地体现了这个国家过去的武士传统。每个日本男孩所接受的训练，都是为了使其做好准备，迎接这种死亡。

　　“爸爸，我要为国而死”

　　在全国的小学校中，6 岁的孩子们最先学习的东西就是士兵们的重要性。身着蓝色校服的小学生们唱着一首表示感恩的歌曲，歌中唱道：“和我的哥哥肩并着肩/我今天可以去上学了/感谢士兵们，感谢士兵们/ 他们为我们的国家而战，为我们的国家而战。”初级日语读本中第一课的开头就是一张画着三个玩具士兵的图，上面的说明是：“向前，向前/ 士兵们向前进/ 太阳红彤彤/ 旭日红彤彤/ 我们的旗帜就是太阳/ 万岁！”

　　为了加强这些课程的效果，日本的学校还举行了许多仪式，以培养爱国精神。天皇和皇后的画像，被置于一个祭神用的木盒中，覆以紫色的布，保存在一间专门的屋子里。在遇到全国性的节日的时候，它们就被带到学校礼堂。在那里，在唱了国歌，宣读过《教育敕语》之后，紫色幕布就会被取掉，全体师生向肖像鞠躬。学生们也会被经常带到神社中去向天皇致敬。

　　孩子们也到附近的陆军和海军基地去参观，并带着敬畏聆听那些士兵和海员们到学校来进行了鼓舞性的讲座。当一位名叫佐久原直树的士兵问到谁愿意为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时，还没等他的问题问完，全班的学生都站了起来。记者加藤益雄是一个谙熟世故的人，他大战前曾经住在华盛顿，他还曾经对军国主义的政治宣传进行过许多风趣的揶揄，但是当他听到他那还仅是一个小学生的儿子有一天不经意地对他说“爸爸，我要为国而死”时，他还是感到十分震惊。

　　“在游戏时间训练的娃娃兵们”

　　孩子们的游戏时间全都被那些好勇斗狠的活动占据了：柔道、队列训练以及用竹剑进行格斗的剑道。为了使这些年轻人变得更坚强，教官们命令他们脱掉上衣，然后进行室外训练，即使在酷寒的冬天也毫不例外。谁要是敢戴着手套，就会被叫做“弱虫”，意思就是懦夫，胆小鬼。

　　温和或敏感的性格会遭到嘲弄和批评。本州北部山形地区的一个年幼的学生，因为在被 命令解剖青蛙时哭了起来，遭到了严厉的惩罚。老师在他的头上狠狠打了一下，然后说：“你为什么会为了一只小小的青蛙而哭呢？等你长大后，你将要去杀死100 个或者200 个中国人。”

　　当男孩们到了十二三岁，开始上中学时，对他们的教育除了语言之外，还增加了行动。学校向他们发放了军装和轻型步枪，每周都有好几个小时的军事训练。一位名叫希利斯·劳瑞的美国人在大战前曾在日本任教，这些小“战士”的训练强度之大和他们的年龄之小，以及训练活动的逼真性都使他大吃一惊。每年秋天进行的战争游戏中，参加的学生人数多达一万人，持续时间长达两到三天，而活动范围则包括了乡村的广大地区。劳瑞说道：“步枪的枪声，头上飞机的呼啸，装甲车的轰鸣声都使这些游戏看起来和真的战争毫无二致。”

　　课程表紧随着陆军省的一道指示进行了修改，这条指示上说：“那种智力性很强的教育方式必须抛弃。”文学、历史和其他文科课程不再受到强调，科学技术方面的课程在学生们的学习内容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因为它们对于武装力量和军工产业来说是更有实用价值。多年之后，一位战争期间的学生对这种教育的结果进行了总结：“老师们都是很优秀的教育者，但他们从来不让我们思考任何问题，我们只是机械地记忆所有的东西。”

　　鼓舞勇敢精神的神话

　　那些不继续上中学的少年们仍然享受了军事教育的益处。他们参加了青年训练学校，在这些学校五年的课程中，大部分都是军事训练和思想灌输。

　　所有的学生（实际上就是所有的国民）从小就听到无数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用来培养他们的尚武精神。战争爆发之后，政治宣传部门出版了大量渲染战场上英雄主义精神的书籍，这些故事中几乎没有几个能经得住理性的推敲。其中的一个故事描述了一个英勇的飞行员 为了将他的飞行队带回基地，竟然暂时性地战胜了死神。故事接下来说：“在最后一架飞机也返航之后，他写下了一份报告并继续向总部前进。就在他完成报告的时候，突然摔到了地板上。”

　　“在场的军官们连忙上去扶住他，但是，哎呀，他已经死了。在检查他的尸体的时候，他们发现他已经变凉了，致命伤就是射进他胸口的一颗子弹。一个刚死的人的尸体是不可能冷掉的，然而这位队长的尸体却和冰一样冷，他肯定在很早以前就死去了，是他的灵魂写下了那份报告，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奇迹，正是因为那位死去的队长拥有极为神圣的责任感。”

　　几乎所有十几岁的男孩子们都盼望着参加军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实现了这个愿望。1941年，除了大学生之外，所有年龄为20岁的男子都受到了征召。志愿参军的年龄开始是17岁，后来变成了15岁。1943年10月2 日，就在盟军进攻新几内亚之后，陆军省决定连大学生也要参军，只除去了那些学习理科和医科的男生。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它的巨大程度还是不足以满足陆军对人力的需求。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之后，普遍征兵的年龄下降到了19岁，不到六个月之后又变成了18岁。

　　二战中的最大一次送行会

　　有一张红色的明信片提醒每一个日本男性，他拥有“参加陆军为天皇陛下效忠的光荣使命”。1943年10月，有13万名年满20岁或以上的大学生都收到了这么一张通告。到这一年的年底，由于他们响应这一通告而参军，使军队的数量增加到了380万人，比1942年底多出了整整100 万。

　　应征入伍者被给予一个月的时间来报到、进行体检，体检通常都是在他们的家乡进行的 ，这样他们就可以很方便地祭拜祖先的坟墓。这一活动是为了在感情上对他们进行一下提醒，一旦新兵去报到参加训练，他就可能永远不能再回到家里来了。

　　在一个男性离家前往训练营地之前，他的家人及朋友们都会聚在一起召开一个“社行会”（意为壮行会），跟他告别，鼓励他为国多立战功。一位名叫相川孝昭的中学老师在送别了许多赶赴战场的学生之后回忆说：“谁都不允许说一句悲伤或者同情的话，我们只是说：‘恭喜！’新兵会被请喝下一杯非常珍贵的酒，吃一块特殊的鱼———或者任何能够找到的美味。”

　　相川孝昭充满遗憾地回忆了一个深得他喜爱的学生的社行会，他写道：“除了一小袋干豆子之外，我们什么也没有了，而这是我们一家人那天的口粮，包括三个饥肠辘辘的孩子。当那个学生听到钟敲五点的时候，他站起身来，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他悄声对我说：‘好了，我必须走了。非常感谢您在过去几年中对我的教导。现在我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在应征入伍者去往军营之后，他的家人在每顿饭的时候都会给他留出一个位置。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为了表明那个缺席的服役者仍旧是家庭的一员，同时也是对他的平安归来的一种祈祷。

　　1943年10月21日，上万名从本州的大学和学院应征入伍的学生聚集在东京明治神宫的外院中，参加二战中最大的一次送行会。在寒冷的雨水中，3.5 万名年轻人静静地站着，肩头扛着他们的步枪，他们的对面是挤得满满的6.5 万名送行者，其中有中学的男女学生，女子大学的学生，还有他们的家人和朋友。

　　新兵训练中的制度化暴行

　　在整整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新兵们一直保持立正的姿势，一面听着滔滔不绝的爱国主义长篇大论，这些言论都通过广播传到了全国。江桥慎四郎在入伍前是东京帝国大学的一名学生，在调整了一下语调后，他发表了演讲：“当我们拿起枪和刺刀，开始履行我们打垮顽敌的光荣使命时，我们当然就没有打算生还。我相信，你们这些留在后方的学生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跟着我们的脚步，踩过我们的尸体向着大东亚战争的胜利进军。”

　　首相东条英机也进行了一个类似的演说。他说道：“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在这一时刻，我们整整一亿人都将走上战斗岗位，克服我们的祖国所面临的一切困难。”东条英机提醒新兵们美国和英国也把他们的学生送上了战场，“但是我毫不怀疑你们在精神上和作战能力上都能将他们压倒”。

　　大会结束后，新兵们穿过东京的街道，向皇宫对面的广场进发，在那里他们向天皇三呼“万岁”。

　　然而，还有最后一个仪式在等着这些新兵，在到达训练营地之后，军官们再一次向他们重申他们被征入陆军或海军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光荣。带队军官带他们发誓，然后又向他们宣读了明治天皇的《军人敕谕》，其中总结了他们从出生起所受的责任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切内容。

　　《军人敕谕》的最后一点是一个警告：“如果你不把朴实作为自己的目标，你将会变得优柔颓废，轻浮无行，就会陷入各种奢侈浪费的嗜好中不能自拔。这种恶习一旦出现在陆军和海军的士兵中间，就一定会像传染病一样地迅速传播，尚武精神和士气就会直线下降。”

　　通向富士山的死亡进军

　　实际上，对于新兵来说，任何形式的浪费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在12个星期的时间内，他们要忍受残酷的生活环境和训练方式，这些都是为了将他们培养成坚强的战斗者而设计的。一位海军新兵说：“海军里的人甚至没有被当做人一样对待。”另一个海军新兵附和说：“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被训练成了机器人，不假思索地服从命令。”所有军种中的新兵都处在一种被视为尘芥的地位，那些已经完成训练的老兵们还一再用各种方法来提醒他们的这种地位。老兵们讽刺地把他们称为“一钱五厘”（很小的钱），也就是他们的征兵卡的价钱。

　　受训士兵的新家就是两层楼的营房，营房是木质结构的，涂着防腐的木馏油，刷成白色的墙上贴着标语，都是勉励士兵们为天皇战斗到死。他们睡在铁制的小床上，床上铺着稻草，放着很薄的毯子和内装锯末的圆柱形枕头。一个小木橱里放着每个士兵的少量私人物品，通常只是家人的照片和纪念物。除了亲戚之外，所有妇女的照片都在禁止之列，在杂志被送到军营之前，所有的艺妓和女明星的图片都被剪掉了，因为它们会引起不道德的念头，会使新兵们不能专注地学习关于战争的技能。

　　所有的士兵都穿着同样的制服：一套单调、粗糙、肥大的卡其布套装。许多农村来的新兵发现这些过肥过大的制服十分不舒服，甚至连正反面都难以区分。一位军官说：“我注意到有一个乡下孩子站在营房的角落里和他新发的制服‘搏斗’着，他以前除了宽大的和服之外什么也没有穿过。我走到他跟前的时候，他已经把裤子反着穿上了。他急得哭了，因为不能从背面系上裤子的扣子。”

　　对于农村的新兵来说，最难适应的穿着要数陆军的那种带平头钉的军靴。在田里劳动的时候，他们穿的是“草屐”（一种稻草鞋）和橡胶底的拖鞋，这两种鞋是把大脚趾用一根带子或者一个单独的小空间与其他脚趾分开的。所以这些农村兵们受了很多天的折磨，好不容易才适应了五个脚趾并拢的军靴。

　　尽管刚一开始新兵的伙食看上去很不错，但实际上后来就变得极为磨炼人了。一位入伍前在横滨当造船厂工人的新兵说：“在我入伍的第一天，我们吃到了一顿特殊的美餐，红小豆煮粘米饭，但是就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上司发话说：‘这是你们吃到的最后一顿好饭了，从今之后一切都会变得严酷起来。’”后来，陆军和海军新兵们通常所吃的早餐就是凉米饭加咸菜以及一杯冰冷的茶，而且要极快地吃完，以便赶回去继续军事操练。午餐可能是米饭加上一点肉或鱼，晚饭则不过是一碗汤加上一点点米饭和蔬菜。

　　新兵的作战训练强调的是毅力和残暴。由于新兵中的绝大多数都将成为步兵，因此，所有的新兵都要进行一天20到30英里的耐力行军，中间只有几次很短的停顿，稍作休息以及吃饭。在新兵们将完全筋疲力尽的时候，军官们经常命令他们全速奔跑。这样做除了为培养新兵们的耐力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向每个人证明其拥有的潜能要远远超出他们自己的想像。

　　还有一位军官利用耐力行军来强调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每个士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命令。当这位军官带着他的士兵在富士山旁边进行一次夏季训练的时候，他禁止手下不经批准就喝水壶里的水。但他从来没有批准过一次喝水的请求，然而也没有一个士兵违反命令。20个士兵由于暑热，筋疲力尽地倒地，其中有五个人死亡。

　　除了强度行军和模拟战争训练之外，新兵们还要花上几个小时进行小武器和刺刀的训练。摔跤训练十分受欢迎，尽管有一些教官采用残酷的手段去教会新兵们什么叫做顽强和好胜。后来成为海军“空战英雄”的坂井三郎在对他的飞行员训练中的摔跤课的记述中写道；“教官随机地从队里选出两个学员让他们摔跤，获胜者可以获准离开摔跤的垫子，而他的对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只要连着输下去，他就要一直呆在垫子上，一个回合接一个回合地撑下去。”

　　“如果必要的话，那他就被迫和班上的其他69个人每人都摔一场。在连续进行69个回合之后，如果他竟然还能够站着的话，他就被认为是合格的，但是也仅仅只有一天时间。第二天，他又会成为全班第一个出来摔跤的人，直至最后他要么取得一次胜利，要么被赶出班级。”

　　新兵的精神和心理方面的训练也受到了很大的重视。《军人敕谕》被无数次地向新兵进行宣读。他们还经常性地半夜里被从床上叫起来，走到神社去。此外，他们还一再地被灌输那些从武士时代传下来的各种教条，例如，只要他们完全置自己的性命于不顾，就能击败敌人。

　　士兵们还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要战斗到死，或者要以自杀来避免被俘，久贺伸郎少佐的死被作为了新兵们的一个光辉榜样。久贺伸郎在入伍前曾是一位中学教师，在1932年的上海战役（一二八事变）中，一位中国士兵发现他失去了知觉。阴差阳错的是，这位士兵竟然是以前在日本久贺伸郎教过的学生，于是他就非常关切地把久贺背回了中国的阵地，并且照料他直至康复。久贺复原之后，中国方面释放了他并允许他回到自己的部队。由于当过战俘，久贺知道自己将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根本无法在被俘前自杀。但是，久贺伸郎仍然感到十分耻辱。于是他就回到了当初被俘的地方，切腹自杀。

　　如果一个军官没有能够以自杀来避免被俘，那么他将会被视为对自己的祖先、家人、战友以及天皇不忠。这种思想在日本军官的心目中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至连想一想不进行切腹这个念头都会令他们吃惊。然而，海军少尉酒卷和男却是一个例外。在1941年五艘小型潜艇对珍珠港进行的徒劳无功的行动中，他成了惟一的幸存者。最初的时候，酒卷为自己的苟且偷生感到心乱欲狂。但是后来他决定要忍着耻辱继续活下去。关于下定决心的这一刻，他后来写道：“就像有一把尖刀猛然刺进我的胸膛。这一刀是刺向我的，但又不止于此。就像有一把大锤击碎了我全部的过去，这个过去包括着日本全部的历史和文化。”

　　从训练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惩戒始终得到了严厉的强调，即使对新兵的最小的错误和缺点，也决不姑息。预备飞行员坂井三郎回忆，有一个心胸狭窄的军官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过失惩罚了他好几次：“他命令我说：‘站到墙边，屈下身子。新兵坂井，我这样做不是因为我恨你，而是因为我喜欢你，想让你成为一个优秀的海军。屈下身子！’”

　　坂井接着写道，接下来那位军官会用一根粗大的长棒使尽全力地击打他的臀部：“好多次，我数着我的屁股上挨到了40下之多。我经常因为疼痛而昏倒。但即使不省人事也无法逃脱，那位小心眼的军官只是往我身上泼上一桶冷水，大声咆哮着让我恢复原来的姿势，然后，他就接着进行他的‘惩戒’，直到他认为能够抵消我所犯的过失为止。”

　　每当有一个新兵不管因为什么理由挨打的时候，他的连队里的其他士兵，每人也都会被小心眼儿的军官或者高一级的士官打一下。而新兵们则被要求毫不反抗地接受惩罚。坂井写道：“在挨打的时候，我们甚至连一声咕哝声都不能发出来。如果有一个人因为这种家长式的惩戒所带来的疼痛或痛苦而发出呻吟，那么全队所有的人都会遭到踢打，或者被从床上拖出去进行全面的惩戒。”

　　新兵一旦完成了训练，他的命运就改善了。他不再挨打了，因为他现在被看做了一个人，而不再是一个物品。但是艰苦的工作仍然使新兵从黎明一直忙到深夜。典型的一天是这样的：早上5 时30分起床，在7 点钟之前，士兵们必须整理好床铺，打扫干净营房，为检查做好准备，重温诏书中关于士兵的各种准则和道德；7 点钟吃早饭，时间10分钟，接下来就是五个小时的训练和学习；在12时10分的短暂午饭时间之后，继续进行学习，（如果各种杂事都做完的话）从4 时10分到5 时30分吃晚饭前是一段休息时间；晚饭后继续进行工作和学习，直到10点钟熄灯。

　　士兵们星期天可以正常地休息，但他们没有钱进行远离基地的活动。一个士兵每月发的钱只相当于1.26美元，什么也买不了。而且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士兵们都被希望能把钱积攒起来。如果一个士兵或者军官（中尉每月的钱是16.10 美元），在连队食堂胡乱花钱，大肆购买香烟、糖果、面条、啤酒或日本酒等物，他的行为会被认为是恶劣的，因为这不太像武士所应该做的。

　　除了共处在一个严厉的日常制度之下外，日本的军官其实和他们的手下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军官中的大多数都来自于中下阶层，在社会地位上和他们那些出身工人和农民背景的手下相去不远。反之，新兵中的许多人由于想找一个工作或学一门生意，在少年时代的早期都读完了正式的中学，而军官中大多数上的却是“幼年学校”（即军事预备学校）。尽管所有的男性小学毕业生都有资格参加全国性的军事学校入学考试，但在大战刚开始的时候，60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能通过考试。后来，随着对军官需求的增加，入学的标准放松了一些。

　　意味深长的久贺少佐自杀事件

　　从军事学校毕业之后，这些日本未来的军官们就到东京的士官学校去上学，这就是日本的西点军校，学制三年。

　　在大战期间，为期一年半的初级班也招收普通国民初中的毕业生，但他们要通过一个严格的入学考试。

　　初级班毕业的人将成为士官，而那些完成中级或高级班学习的人将会被任命为帝国军官。他们的课程几乎全是一些军事科目：操练、战术、骑术、剑术以及射击。学生们一点也不学习政治学、国际关系或者经济学。但是位于广岛附近江田岛的海军学院设有这些科目，这个学院相当于海军中的士官学校。

　　毫不奇怪，陆军这种狭窄的课程设置所培养出来的军官，很难很好地指挥他们的部队，也很难控制被占区的人民。一个典型的低级陆军军官的特征是：野心勃勃，头脑简单，一心认为所谓的日本精神可以克服一切障碍。在这种人的指挥下，成千上万的日本士兵试图用步枪和刺刀抵挡机关枪和大炮的袭击，在这样的战斗中白白送死。

　　没有一个家庭知道他们家的入伍者何时离开本土，又被派往何方，这个人只是消失了。尽管一个好的士兵绝不应该向外界透露自己所在何方，但有时他们的家人仍会收到从婆罗洲、从菲律宾或者从马里亚纳群岛寄来的信件，一封或者数封不等。一些士兵在信中提到了他们每日的常规生活。许多信里说着为天皇效忠的巨大荣耀之类的套话，但其他的信件却显示出极强的个人色彩和惊人的坦白。

　　中尾德男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谈到，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为将他养育成人而经受的艰辛，他对于不能全心全意地尽孝报答父母的爱而感到万分愧疚。他说大战是一场悲剧，并且引用了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的话：“‘悲剧的开端就在于父母拥有子女，而子女也拥有父母。’这是千真万确的。你们二老多多保重。”人们最后一次看见中尾是在1944年6 月的菲律宾，当时他年仅25岁。

　　濑田万之助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很后悔从上大学以来一直都是一个无神论者，而现在我正在生死之间徘徊。问题不在于我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我只是觉得失去了什么可以依赖的东西。我现在理解了你们两个人的信仰，请给我送来一本随便什么样的宗教书籍，我只是想求得思想上的平静，哪怕是暂时的也好。”濑田1945年3 月死于菲律宾的一次行动中，终年21岁。

　　飞行员佐佐木八郎写到他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使命不是为了自己，那么在为这个使命而进行的行动中的死亡，只是一时的血气之勇，是很愚蠢的。”但是佐佐木不同意这位朋友的说法。他认为自己已经享受了一段幸福的生活，所以他坚信：“我有将自己奉献给祖国的幸福责任。”他在1945年4 月的冲绳空战中死去，终年23岁。

　　一位名叫松井金平的士兵写道：“我珍惜我的生命，但这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惟一重要的东西。”他说他所有的同学都将会为确保日本在亚洲的地位而牺牲生命。“我准备为这个信念而死。”但是随后他又发出了一个疑问：“如果这种办法没有用，将会怎么样呢？”1945年，松井金平在缅甸的一场战斗中阵亡，终年22岁。

　　另一名士兵长谷川晋写道，一想到杀人或被杀就觉得厌恶，他请求调到空军部队：“即使最终我可能会杀人，但至少我不必用自己的双手去做这件事。”他很悲哀地谈到：“这次大战不是为了什么正义，只是出于民族之间仇恨的爆发。”他最后总结说：“各地的人们都是猿类的亲属。”他在1945年冲绳的空战中死亡，当时23岁。

　　“对一位英雄灵魂的凭吊”

　　对于许多家庭来说，要么从来没有任何信件被收到，要么就是通信突然中断。从此之后就开始了漫长而令人恐惧的音信隔绝状态，家人感到了与出征者之间深深的疏离。然后这种状态可能就被一个信使的到来打破了，这位信使会用带着同情的官腔说道：“请您务必感到宽慰，因为您的儿子是为天皇陛下而牺牲的。我们在此向英雄的亡灵致以我们最深切的哀悼。”

　　如果阵亡士兵的家人们可以完全用武士道精神来理解这件事，那么以上的话的确是个安慰。他们相信阵亡士兵的灵魂在他死去的那一瞬间就被送到了东京的靖国神社。在那里，阵亡者的名字被刻在巨大的黑白两色的碑上，置于九弹山的樱花树林中。一位日本作家在谈到一次靖国神社的祈祷仪式时说：“士兵们成为了护佑帝国的神灵，他们已不再是凡人了。他们被供入靖国神社后，就不再有官阶或者其他任何的区别，无论将军还是士兵，都完全一样。他们是国家的支柱，因此受到天皇以及全体人民的尊崇。”

　　尽管日本的妇女们接受了靖国神社作为慰藉，而且在公开场合对她们的丧痛表现出坚忍。但是面对所爱之人的死亡，她们仍然极度的悲伤，她们的平静时常出现崩溃。一位刚刚被报称死亡的海军飞行员的母亲拜访了她儿子以前的中学老师相川孝昭，这个时候她并没有显露出任何悲伤的迹象。相川孝昭写道：“她突然间走进我家的院子，看见她灿烂的微笑，我以为她得到什么好消息了。站在翻过土的地面上，她开始用一种很普通的方式谈起天气，限量供应和人际交往什么的，突然，她冒出一句：‘我儿子光荣地为国家而死了。’”

　　“我被这句突如其来的话惊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凝视着她的脸，还是那么平静。然后，她的眼中闪着一丝奇异明亮的光，说道：‘相川先生，你认为我儿子至少应该击落了一架敌机，不是吗？’然后，这奇异的光芒再也没有出现，她又恢复成了一个温柔的日本母亲，带着那种显著的微笑，这种微笑永远挂在她们的唇间，即使在至爱的人死去的时候也不会消失。”

　　相川孝昭接着说，当那位母亲离开他的庭院时，“我看见她取出了一块小手帕，她似乎在擦拭前额，但我知道她在哭泣，在她的心里哭泣，但同时还是咬紧了牙关坚持着那副面具似的笑容”。

　　在一个家庭接到了他们的亲人战死的消息之后的某个时间，死者的骨灰将被送回家里。在整个日本，目睹士兵们将战友的骨灰运回家乡已经成了一种常事。骨灰被置于一个小小的白色木盒里，就和1943年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存放骨灰的那个一模一样。

　　在上下船只或火车的时候，运送者就在脖子里围上一块白粗布来支撑骨灰盒，如果运送者过去一直都是坐二等舱旅行，那么这一次他就以绝不坐一等舱来表示对骨灰的尊敬。

　　当骨灰送达的时候，死者家庭的朋友和住在一条街上的邻居们都会前来吊唁。如果有几个士兵的骨灰同时送回来，就会举行一个联合的葬礼，家人把阵亡士兵的照片周围围上黑色的带子，放在当地佛寺的祭台上，然后在照片前面摆上水果之类的供品，并且烧起香。当骨灰被安葬在神道教的墓地中之后，每个死者都被认为已经变成了日本经典神话中所说的神人。

　　随着日本在战场上的失利，陆军和海军发现要将阵亡士兵的骨灰运回去变得越来越困难。东京一个街道协会的负责人藤野广回忆曾经向他的会员们宣读一个令人压抑的声明：“奉劝那些即将前往最前线士兵的家人保留其头发或者指甲，以防在其人光荣牺牲后什么都没有留下。”

　　一位“民族英雄”的简朴墓碑

　　“爸爸，我要为国而死”

　　“在游戏时间训练的娃娃兵们”

　　鼓舞勇敢精神的神话

　　二战中的最大一次送行会

　　新兵训练中的制度化暴行

　　通向富士山的死亡进军

　　意味深长的久贺少佐自杀事件

　　“对一位英雄灵魂的凭吊”

　　在一队海军军官的护卫下，日本战时的显赫人物———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的骨灰由一辆炮车运往东京的日比谷公园中的帐篷。这是为他1943年的国葬专门搭建的。

　　来栖良大尉是一位日本陆军航空兵的实验飞行员。对于两种不同文化的混血儿永远不会在任何一种文化中找到归属这种说法，他表示不能同意。他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日本人，也是一个极端的爱国者，尽管实际上他的母亲是一位美国人。他的父亲就是杰出的外交官来栖三郎，在战争爆发前，他曾经在美国为和平进行了谈判。

　　虽然，来栖三郎夫妇给他们的两个女儿进行了西式教育，但他们决定来栖良应该只在日本的学校上学。在20世纪30年代，当他们一家人在欧洲的众多首都不间断迁移时，来栖良就在日本的技术学校上学，先是读工程专业，后来又读了飞机设计。毕业之后，他参加了陆军航空兵。

　　整个大战期间，陆军的那种缓慢的学究式的新型战机研制方法，越来越狠地磨炼着来栖良的性子。作为一个试飞员，他把自己每一分钟的飞行时间都投入到了新战机的创制中，他期望这种战斗机能够挑战美国的B-29。但是到了1945年2 月16日，来栖良的工作却不得不中断了。在一次单独飞行中，他拦截了30架航母起飞的美国飞机，击落了其中的一架，然后他被其他的美机发现，并被它们驱逐。他的飞机被严重毁坏，他本人也受了致命伤。来栖良奇迹般地返回了基地，在死去之前，他交出了一份关于这次遭遇战的完整报告。

　　一半美国血统，全部的日本精神

　　来栖三郎大使和他的美国妻子艾丽丝。艾丽丝可以讲流利的日语，他们希望儿子有朝一日可以访问美国。

　　直率坦白的试飞员来栖良大尉。他经常赞扬美国人造的作战飞机在设计上的优越性。

　　东京巨人队的垒球明星川上哲治在1940年的一场比赛中跑垒。川上和许多其他选手都接到了征募通知，有一些甚至是在比赛进行中。体育馆的广播员只是简单地说：“请回到你的家里，有一项公务要办。”

　　1944年，应征的少年们在入伍前的体检中接受一位陆军军官的仔细审查。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军人，应征者的身高必须达到4 英尺10.5英寸，体重至少达到103 磅，胸围要超过身高的一半。

　　身着制服的中学生们在一次群众送行会上观看新入伍的大学生们（近景）在行军。这次送行会于1943年10月在东京的明治体育场举行。这批大学生新兵中有650人最终作为“神风”敢死队的敢死员而死去。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149

　　· 战争中的日本

　　战时乡村小镇 ·

　　148

　　武士的国度 ·

　　武士的国度 ·

　　武士的国度 ·

　　武士的国度 ·

　　武士的国度 ·

　　· 战争中的日本

　　· 战争中的日本

　　武士的国度

　　· 战争中的日本

　　1703年12月14日夜晚，由47人组成的浪人集团“赤穗浪士”登上吉良藩主的大雪覆盖的屋子，为他们死去的主人进行等待已久的复仇行动。

　　· 战争中的日本

　　战时乡村小镇 ·

　　在这幅木版画中，一位名叫牛若丸（源义经的小名）的12世纪的年轻战士（右）和一位传奇性的强盗头子进行搏斗，由此获得了武士的地位。

　　１３3

　　古老的传统对一位日军士兵的精神激励

　　1939年10月3 日。中国长江上空。战斗机飞行员坂井三郎独自一人遭到了来自12架敌方轰炸机冰雹般的袭击，在击落一架敌机之后，他毫发无伤地逃离。后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最出色飞行员之一的坂井，从来没有被任何看起来对比悬殊的场面吓倒过。他在对这次经历的描述中写道：“我毫不迟疑地发动进攻，我是在武士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我心里除了尽我所能地进行毁灭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念头。”

　　所谓的武士传统，就是古代日本那些使用刀剑的战士阶层留下来的遗产，它在战时的日本复活了。和飞行员坂井三郎一样，上百万的日本人遵循着古老的武士教条：无畏的勇气，无条件的服从，对死亡的轻视。

　　这些道德观念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被一点一滴地灌输。日本的中学男生通过做那种使人浑身淤伤的柔软体操来学习“武士精神”，有时会光着上身站在雪地里，另外的方法就是通过惩戒，在一些学校中是经常性的鞭打以及洗冷水澡。

　　作为一种训练的方式，年轻的陆军新兵们每天晚上都要背诵一段从古代武士流传下来的古老格言：“责重于泰山，死轻于鸿毛。”在作战中，那种根深蒂固地视伤痛与死亡为理所当然的思想，使得日本士兵根本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并且将之视为懦弱。飞行员经常不带降落伞就起飞了，而连队中也常常没有医务兵。士兵们则毫不怀疑地认为与其被俘，不如战死。因此，在面临难以挽回的失败时，成千上万的士兵会采取自杀方式，而军官们则会进行切腹，或者“仪式性的自杀”。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遵循了17世纪武士手册上的话：“为必然发生的失败而死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这种行为对于日本的西方敌国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但有时他们也不得不对日本士兵的这种勇悍表示某种程度的赞赏。一个英国战区司令威廉·J.斯里姆子爵说：“我们不停地说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个回合，但只有日本兵能够实实在在地做到这一点。”

　　带着伪装的日本兵手持装好刺刀的步枪，准备进行两个部队之间的战前军事演习。

　　在一场13世纪的战斗中，一位骑马的武士首领和他的卫兵陷入了死地。他们遭到了河岸伏兵的弓箭袭击，中箭累累，血流满地。

　　铸剑师“三条小煅冶的宗近”举起粗壮的胳膊在打造一把名叫Kogisune Maru（意为小狐狸）的刀，他的老朋友狐狸精在一旁将自己的灵气注入刀中。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1000年前皇宫中的典礼佩剑，这是日本的一件国宝。它的柄是鲨鱼皮的，带着珐琅钉饰，装具镀金，涂漆的剑鞘上还镶着珠母贝。在剑刃上雕刻着一条精细的张牙舞爪的龙形。

　　在秩父镇公所的供台上，摆放着一溜带有佛教反万字图案的香炉，每个都对应着一位镇上战死者的照片。再往上是饰有锻带的骨灰盒，每个盒子的上面都有一个写着亡故者名字的灵牌。

　　长剑———“武士之魂”

　　长剑是武士最标准的武器，它那曲线优雅的剑刃无比的锋利，可以劈开骨头甚至钢铁，要经过好多个月的打磨。但是作为武士阶层象征的最终产品，它是绝对值得付出这么多的辛劳和代价的。它是一种艺术品，是武士们最为珍惜的宝物。

　　武士们要花多年的时间来练习剑道。剑道所追求的目标远不止武器本身的运用技巧，17世纪伟大的剑术家宫本武藏在教授剑道时说：“把握住了长剑，就是控制了世界和用剑者本身。”

　　武士的长剑对于现代陆军来说同样重要，至少从象征意义上来说是一样的。军官们和“神风”飞行队员们都带着“昭和”剑，这种剑的名字来自于从1926年开始使用的年号。这种剑在陆军里是一种样式，海军里有另一种，它的作用就是提醒佩戴者武士的传统和武士的职责。即使是最低级的士兵，尽管没有资格拥有自己的剑，但也期望能分享它的神秘魅力。一位军官对新兵们说：“武士将剑看做自己的灵魂，所以士兵们也要把步枪看做自己的灵魂。”

　　一位手持长剑的日军军官在带领他的士兵和中国军队作战。军官们十分灵活地运用长剑，并且很乐于担负起武士一样的责任。

　　47浪人的不灭遗音

　　一个古老的武士教条宣示：“不管我们到了何方，守护主人的利益都是我们的责任。”这一教条以及其他的武士守则在一个18世纪的英雄传奇中都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1701年，一个名叫浅野长矩的藩主袭击了当时幕府将军的典礼官吉良义央，因为他在一次奉命接待中故意侮辱了浅野长矩。吉良义央没有被杀死，但浅野长矩却因为非法武装侵入将军的官邸，而被命令要切腹自杀。因为浅野的死，他的47个家臣变成了浪人———无主的武士，于是他们发誓要复仇。

　　为了麻痹吉良，这47个浪人假装抛掉了所有武士的荣誉感。他们打架斗殴，醉卧街头，甚至连他们的剑都被荒置得锈迹斑斑。在进行了两年不顾体面的放荡生活之后，在一个月明如昼的雪夜，他们成功地攻入了吉良的住处，将浅野的剑交给他，让他也切腹自杀。当吉良拒绝之后，浪人们就砍下了他的头并带到了浅野的坟前。

　　他们的复仇完成后，浪人们就去自首，等待审判。他们在履行自己责任的时候就十分清楚，这会使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结果他们确实付出了生命：政府下令他们切腹自杀，于是所有人无一例外地照做了。

　　浪人们被埋葬在他们的主人旁边，他们的坟墓很快就变成了烈士之坟。他们的故事传遍了全国，被编成了一出歌舞伎的戏剧，在以后的岁月中，这个故事被各种艺术形式改编并表演，从木偶戏一直到电影。

　　他们也拥有了无数的效仿者。在二战中使用的一本小学课本中提到，浪人们的勇敢和忘我精神是“永恒的榜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许多身上装满炸药的士兵，前赴后继地走上战场。

　　东京的中学生们在“肉弹三勇士”的青铜像前鞠躬。这三个人据报道说在1932年日军入侵上海时用自杀性的方式引爆一个大型爆破筒，炸毁了上海的防御工事。一个老师说：“我们把他们看做勇敢无畏，舍身报国的典型。”

　　“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来抵御他们钢铁的进攻”

　　在战斗中第一个冲向敌人，是战士无上的光荣。在一次进攻中，一位武士一边指挥，一边骄傲地歌颂着自己的名字和祖先。但武士们还有一项责任，就是要一直战斗到底，不管结果有多么残酷，即使是遭到失败。

　　在现代的日本，这一责任落到了数以万计的年轻人身上。他们在大战的末期志愿担负起“神风”特攻的任务，但其中有许多人没有经过训练。因为承袭了武士的传统，所以他们可以毫无畏惧地面对死亡。一个自杀性飞行员说道：“如果在执行任务时你存着生还的念头，你就无法以百分之百的成功率来完成它。”

　　许多平民既有武士们战斗到底的意志，又有“神风”飞行队员们“干净地死去”的决心。一个妇女在其丈夫赶赴前线时割断了自己的喉咙，她在遗书中写道：“请不要为家里担心，因为已经没有什么需要你担心的了。作为一个柔弱女流，我所能做的只有这么多，只是为了你以及你的战友能够全身心地为国战斗。”

　　其他日本妇女也竞相学习古代武士的妻子。她们学着用长矛战斗，并且信心十足地决定，如果发生了盟军的入侵，将“凭着我们的训练来抵抗他们的大军，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来抵御他们钢铁的进攻”。

　　在一幅19世纪的代表性木刻中，手持传统长柄剑的妇女们正在抗击骑马的政府军队。这幅木刻描绘了在1877年一次武士叛乱的情景。

　　一位陆军军官在训练家庭主妇们如何使用竹枪战斗。进行这种训练是为了1945年中可能进行的本土的最后保卫战而做准备。

　　战时乡村小镇

　　入伍者们在士兵和退伍老兵的护送下，穿过欢呼的人群走向秩父这座山中小镇的火车站。

　　战时秩父的日常生活

　　在大战期间日本对外扩张征服的狂潮中，有数以千计的穷乡僻壤为了这股潮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力，小镇秩父就是其中之一。秩父位于东京东北60公里的地方，四周群山环抱。50年来，秩父和它周边的村子一直在为远征军们输送着强壮的农村士兵，正是这些远征军将日本塑造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现在，又有更多的男子从周围的山中汇集到这里，沿着秩父未经铺砌的主街走上火车，他们将坐火车奔赴训练营地，或者是开往前线的轮船。

　　秩父为大战所贡献出来的不仅仅是它的年轻人。到1942年，当地那些原先生产奢侈丝织品的工厂，大部分都转而生产军用的毯子。政府强迫年轻女工们从事繁重的纺织和缝纫工作，但工资低得可怜。其他的工厂都被关闭了，工人们不得不到秩父以外的地方找工作。即使在这里的经济已经崩溃之后，镇上还充斥着失业的逃难者们，他们都是从过度拥挤、实行严格定额供应的城市逃来的。

　　镇民们，无论是老住户还是新来者，无论是儿童、妇女还是老人，全都团结一致地努力维持着秩父的生活，同时为国家的战争行动贡献力量。他们整天辛劳地开垦和耕种着宝贵的农田，以满足政府的稻米和小麦的需求。他们捡柴烧炭，并在山中贫瘠的矿脉中寻找铁矿石。最强壮的人们将巨大的石灰石从采石场拖到当地的水泥厂中。

　　他们艰苦得来的成就，并没有不着痕迹地被忘却。一位名叫清水武广的当地摄影师，非常有创造性地记录了从1942年初到1943年夏天之间这段时间小镇上的生活。摄影师爱国协会派给清水的任务是为镇上以及周围村庄的人们拍摄一些鼓舞士气的家庭照片，然而年轻的清水用他的部分胶卷来捕捉秩父本身的故事：一个战时小镇的日常状态，以及中间经常出现的辛酸。

　　秩父的艺妓们出去捡木柴。直至1942年，这些拥有良好教养的女子们还在为工厂老板、丝绸商人以及本地上层人士们的聚会服务。

　　在国旗护兵的伴随下，以前参加过战争的老兵们在镇上的神社中带领秩父的居民们进行一次为胜利而祈祷的集会。

　　为人为己，流汗流血

　　大战要求秩父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随着来自城市的迁移者的增多，当地学龄少年儿童的数量也不断增加，这些孩子在本地区的农民们都应征服役之后，担负起了大部分的农业劳动。随着全国劳动力的不断缩减和食物、原材料需求的不断增加，秩父的学生们不得不放弃学习，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田间劳动。

　　当地寺庙中的和尚和神社中的神道教神职人员也毫不例外地投入到战争服务中来。他们不得不缩减修行活动的时间，去参加劳动，和孩子们一样，他们干的也是平整土地、种庄稼之类的农活。

　　镇上妇女的工作多种多样。秩父的“大日本妇人会”（从“国防妇人会”等组织改组而来）的成员们养殖兔子，剥兔子皮来为驻扎在满洲地区的士兵们提供军装的毛里。而秩父的艺妓们，尽管以前出于职业的缘故，连比茶壶重一点儿的东西都很少拿过，现在却要背着大捆的柴禾沿着山路翻山越岭。在大战之前，这种活是用马来干的。

　　高中女生们在以前的学校排球场上收割小麦。

　　两个少年在用一头公牛犁稻田，以备种植。远处的同学在已经犁好的田里插秧。

　　一位年老的农民在用幽默的语言向一群面带微笑的年轻母亲以及她们的孩子们介绍养兔经验。

　　在一个政府的项目中，一位伐木工人爬上一棵柏树的顶端。这个项目使秩父失去了大部分珍贵古老的树木。

　　上年纪的伐木工人们在帮助秩父的艺妓们将她们收集来的木柴装进桶状的容器内，以备运到镇上。

　　来自东京的医科学生们挂出一个条幅，吸引了整个秩父地区的母亲和孩子们都去进行诊查和治疗。

　　一个没有医生的小镇的医务援助

　　1942年夏天，一次外来者的到访在与世隔绝的秩父引起了一阵慌乱的兴奋。自从镇上最后一个医生在大战早期被征走之后，小镇就再也没有任何专业的医疗活动。而现在援助到来了———来自东京帝国大学的医科学生们到了这里。对于战时日本3650个没有常驻医生的农村社区来说，这种由医科学生组成的巡回医疗队已经是最好的了。

　　在秩父，医科学生们对所有就诊者都进行了治疗，但他们对孩子们特别的关注。给他们进行了白喉和天花接种，仔细检查了他们的身高、体重和整体健康情况。和在其他农村小镇一样，在这里他们发现两岁以下的幼儿中有大约20% 体重不足，饮食缺乏。

　　“你有足够的东西吃吗？”医科学生们问大一些的孩子，十个人中只有一个人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医科学生们坐在一辆沿轨道前进的马拉车上前往一个村庄。

　　一位生病的妇女由儿子背着走在去秩父的小路上。

　　一位医科学生在对学龄前儿童进行检查。在大战期间，大多数孩子都瘦掉了好几磅。

　　战死者还乡

　　战争刚开始时，秩父的游行都是为了欢送新兵及庆祝胜利，但到了大战的晚期，这里的游行变成了沉闷、灰暗的葬礼仪式。在群众性的葬礼仪式上，镇公所前的旗帜被降了下来，以表示对死者的尊重。在里面，装着骨灰的盒子摆在佛教的祭台上，旁边放着这些在战斗中死去的丈夫和儿子们的照片。

　　镇上的摄影师清水武广回忆说：“那些我们曾经在神社和车站送行的年轻人，回来的时候却变成了一盒骨灰。我开始认识到，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离死期也不会太远了。”清水并没有在大战中死去，但他在1943年7 月被征召，他最后一次为秩父的那些后方战士们按下了快门。

　　在一位旗手的引导下，一个男孩抱着父亲的灵位带着送葬队伍走向秩父的主广场，他的亲属们跟随在一位捧着骨灰的士兵身后。

　　美国的第一次空袭

　　1942年4 月18日午饭时分，当16架双引擎飞机从北方飞临东京上空的时候，这个城市的一次定期性防空演习正好接近尾声。17岁的商业学校学生饭田实注视着领头的飞机呼啸着掠过他家的房子。他看到机翼上绘着陌生的白色星形标志，然后黑色的圆桶就从机腹里滚了下来。饭田实惊恐地意识到这次不再是演习了，而是货真价实的炸弹。“是敌人的飞机！”他大喊道，“是空袭！”

　　一个小小的金属圆桶劈里啪啦地落到了饭田实家的瓦房顶上，击中了屋檐。这是一个六磅重的燃烧弹，和东京每家每人都必须参加的防空训练课上所描述的非常相似。按照课上所学的，饭田实从房子里飞快地抓起一桶沙子，闷灭了正在滋滋作响的炸弹。还有两个掉在了附近的街上，他和另一个年轻人用装满沙子的袋子把它们也处理掉了。

　　针对日本的第一次空袭在大约一小时后结束，事后证明其破坏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几十座房子被毁，12人死亡。但是从其他各方面来说，这次空袭的结果都是值得警惕的。东京的人们以前尽管进行防空演练，但一直坚信他们绝不会受到空袭，所以他们对这种空袭的景象感到既惊奇又兴奋，以致完全忘掉了防空任务，而是聚在街上或者爬上屋顶目不转睛地观看，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孩子躲进了防空掩体里。

　　至于那些防空掩体，不仅数量不足，而且大多数简陋不堪，对于落在附近任何地方的高爆炸弹都几乎没有什么防卫作用。但是政府的宣传把危险说到了最小程度：“爆炸引起的伤亡人数并不像报道的那么多，那些被直接击中的人只是因为偶然运气不好罢了。”

　　一触即爆的首都

　　更进一步的是，饭田实和其他人成功扑灭美国燃烧弹的事例使掌权者们确信：“我们根本不用害怕燃烧弹。”——— 一部政府的宣传影片中进行了这样的断言。

　　但那些心思细密的人们并不相信这种话，他们知道东京就是一个巨大火药桶。在它的混凝土办公楼和煤灰覆盖的工厂区周围200 多平方英里的范围内，挤满了用木头和纸搭成的房子，大多数房子之间只有几英寸的距离，这些房子的木制地板上铺着厚厚的草席，外墙是抹着 灰泥的薄木板造成的，门窗和灯都是半透明的纸。居民们做饭用的是炭或者通过浅浅的管道输送的煤气，照明用的则是煤油灯或是电线耐性很差的电灯。

　　因此，一个偶然的火花，对于东京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危险。而且对所有以木质结构为主要房屋构成的日本城市来说都是如此。当隆冬时节的大风将做饭的炭火吹得四处飞散，或者将纸灯笼吹落在地的时候，经常发生巨大的火灾。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东京和横滨曾经因地震而发生了三次全城性大火灾。1923年9 月1 日，一场由地震引起的大火烧光了半个东京，烧死了10万人。

　　东京扑救大火的装备情况糟糕得可怕。它的市政消防部门的设备极少，而且其中的大多数要么过于陈旧，要么不合标准。此外，由于维护人员被征去进行军事服务，有至少20% 的消防车一直无法使用，等待维修。而在那些只注重军事性纪律的官员的领导下，消防员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耗费在队列操练上，而不是用于消防训练。

　　说到底，日本的城市是根本无法防御大规模的燃烧弹袭击的，惟一的希望就是把敌人挡在攻击线之外，日本政府在这一点上还是信心十足的。这第一次空袭很显然是来自一艘美国的航空母舰（实际上就是詹姆斯·H.杜里特尔中校从“大黄蜂”号航母上发起的），因为日本在1941年12月对菲律宾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空中力量的打击中，已经消灭了最后一个能将日本纳入轰炸范围的陆上基地。而且日本还计划用一次海战消灭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航母及其他残余力量，这一计划已在进行中。

　　这场大海战八个星期后在中途岛附近进行，但其并没有能够摧毁美国的舰队。尽管杜里特尔的空袭难以再次进行，美国正在建造新一级别的轰炸机，即B-29型，它的轰炸范围十分远。在它投入部署之前，日本没有再受到空袭。这并没有使日本后方在1942年4 月那场恼人的空袭中失去的信心得到一点恢复，没有一个人存在这样的幻想，在大战结束之前，日本受到的来自空袭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会比其他任何国家少一点点。

　　由于杜里特尔空袭所引起的直接后果，东条英机首相确实敦促要改善空袭的预防措施，他采取的办法就是将单个居民用街道协会组织起来，这是日本一直沿用的灭火的主要方式。通过对属下的10到12座房屋进行强化检查，无所不管的邻组要保证每一家都备有沙子、成缸的储水、水桶、铁锹以及扫帚，还要保证居民们知道如何利用它们对付燃烧弹。街道协会领导进行灭火演习，并且加强了灯火管制。要求向所有的居民都发一个“必胜的防空誓言”，在其中他们立誓“绝不自行其是”，而是要团结起来保护自己的居住区。1943年以后，新的全国防空法律禁止从事关键性工作的工人在空袭期间离开城市。

　　在街道协会和政府命令的督促下，东京和其他城市的居民都在自家的庭院中挖掘防控掩体，他们对此怨声载道。他们刚一在这些浅洞上铺上盖板，马上就在板上堆上泥土，种上花卉和蔬菜以美化这些丑陋的突出物。

　　在灯火管制期间，防空洞的顶部通常变成一个栖身处而非掩体。没有人介意下到很快就积满了地下水的又冷又湿的坑里，然而政府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人留在地面上，观察是否有燃烧弹落下，并且召集人手扑灭它们或者在火势蔓延时找人进行扑救。

　　市政府下令在商业中心挖掘防空壕，给那些在购物时遭到空袭的人们提供掩护。但这些新掩体几乎马上就引起了意外事故和连天的抱怨，人们在灯火管制时或者在从附近的酒馆回家的路上摔了进去，跌断了手脚，或者磕破了头。人们对于那些排列在街道两边，贮满消防用水的大缸也怨声载道，因为里面的死水里滋生出许多蚊子。

　　美国轰炸机的新基地

　　不久之后，杜里特尔空袭引起的震惊就消退了。政府部门不得不保持大力宣传呼吁，来平息人们的怨言并维持训练的进行。政府还未来得及恢复后方人民对防空的重视，美国已经在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取得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胜利。东京上野动物园的园长自作主张，下令将狮子和其他的危险动物统统杀掉，因为他担心一旦动物园被炸弹破坏，这些受惊的食肉动物就会到处乱窜。帝国议会的大楼被用伪装网罩了起来。东京考虑到的第一个重要措施就是疏散居民，其中关键性的政府工作人员处于优先地位，但是这一计划却 没有公布。

　　1943年末，内务省在东京建立了一个中央防空总指控部。它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成排的建筑要标示出来，破坏其中的一部分，（以防止火势的蔓延）。那些被销毁房屋的住户和房主被告知他们只能自己另找栖身之处。最终有两万名搬迁者挤在了朋友家，或者住进被废弃的旧房里或者收拾东西搬到农村的亲戚那里，在这期间，政府也给予了一定的帮助。

　　1944年夏天，日本后方受到了两次巨大的惊吓。第一次是美国将它新研制的巨型B-29超级空中堡垒投入了使用。这种飞机比美国以前生产的任何轰炸机都飞得更快，飞得更远，而且还能装载更多的炸弹。B-29于1944年6 月16日发动了它的第一次进攻。它们从中国的基地起飞，飞往最近的日本本土———九州，轰炸了八幡钢铁厂和小仓工业区。但是从中国中部地区起飞进行的轰炸遇到了许多后勤上的巨大困难，因此美国对日本的出击相对就比较少。在接下来五个月的时间里，B-29仅对九州岛上其他的工厂、机场和海军基地发动了九次分散而零星的攻击。

　　看到这些空袭的破坏性并不是特别大，日本人大大松了一口气。从中国起飞的B-29的作战半径限制在3500英里之内，飞行员们对这个新机型还没有熟悉，而且大多数高爆炸弹的命中性非常差。专业和志愿的消防员负责处理被击中的目标，而那些误投在居民区的炸弹所引起的火灾则由当地经过训练的居民们扑灭了。同时发生了另一件事情，危险性要比B-29的轰炸大得多。美国军队在6 月登上了塞班岛和日本南部海面的提尼安岛，这里位于东京以南仅1300英里的地方。甚至在占领马里亚纳群岛之前，美国已经开始动手将塞班岛和提尼安岛建成了可以容纳几百架超级空中堡垒B-29的空军基地。

　　一次罢免东条英机的图谋

　　日本本土防御圈的吃紧马上引起了东京的政治反应，它加强了对一个眼光比较开阔的日本领导人的小集团的控制。这个小集团以一些资深的政客和海军将领为首，他们想要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其中包括了三位前首相：第一位是冈田启介海军大将，他在1936年躲过了陆军暴动者的杀害；第二位是近卫亲王，他就是在30年代后期军国主义者力量上升时被他们所操纵的那位老好人的贵族；还有一位就是米内光政海军大将，他反对日本和德国结盟，而且怀疑日本是否有能力来进行与美国、英国之间的战争。

　　这些人从很久以前就达成共识，认为走向和平的第一步就是东条英机辞去首相职务。他们将采取一种真正的日本方式来完成这个任务。在整整一年的时间内，他们小心谨慎、迂回曲折地活动着，以防引起仇视或者纷争。冈田启介后来说道：“由于在战时的情况下发动一个公开的行动来推翻内阁是不可能的，最好是东条英机保全颜面地离开首相职位。”

　　2 月份，这些元老们会见了东条英机，并且指责他没有说实话，告诉大家日本在大战中究竟有多大的胜算。随后，近卫有意将话题转到了他们的小集团对东条英机的不满上来，他的话十分有效，以致当东条英机出现在帝国议会里时，迎接他的是一片沉闷，而不是通常的掌声，这就暗示着马上就要有一个巨大的麻烦在等着他。

　　冈田启介现在就像一个柔道高手那样，借力打力，利用东条英机的力量来打击他。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是东条英机的密友，正是由于他的领导，海军才没能反抗陆军在国家政策以及战争指挥中的独裁。但是如果能够说服或者逼迫这个关键性的高官辞职，那么东条英机的内阁也就垮台了。

　　岛田繁太郎由于屈从于东条英机而被其他的海军将领所歧视。他分别单独会见了冈田启介和伏见亲王，两个人都劝他为了海军和国家的利益而辞职。但岛田不为所动，而劝伏见亲王告老休养，好自为之，而东条英机则召见了冈田启介，警告他要么停止活动，要么等着“麻烦的后果”。然后东条英机就去找天皇最亲近的顾问，掌玺大臣木户幸一，寻求他的支持以加强内阁的力量。木户幸一在1941年曾经帮助东条英机登上首相宝座，因此东条英机很肯定他会制止冈田启介的煽动性活动。

　　但是令东条英机大为震惊的是，木户幸一和冈田启介在一起密议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木户幸一对东条英机说岛田繁太郎应该退休，而东条英机本人也应该放弃首相职位去当他的陆军总司令，并且吸收更多的资深政客进入内阁。“这是谁说的？”东条英机反问道。“这些都是天皇陛下的意思。”木户幸一很温和地回答道。第二天，在一次对天皇的觐见中，这个答复得到了再次的肯定。绝望之下，东条英机试图用另一个服从他指挥的海军将领来代替岛田繁太郎，并且在内阁中给元老们安排一个无关紧要的位置，但是冈田启介又一次比他先走了一步棋。

　　最后的决战在1944年7 月17日那天到来。以近卫和木户幸一为首的元老们替天皇起草了一道声明，要求组建一个联合内阁。这种方式虽然语言暧昧，但意思却十分清楚，就是要东条英机下台。第二天，天皇爽快而高兴地签署了这项声明，东条英机意识到了他已孤立无援，于7 月18日辞去职位，但他并没有失去任何颜面，国家也没有因为政治斗争而分裂，东条英机作为元老留下了来，而且通过他的陆军指挥官们继续发挥着对国家政策的影响。新首相是小矶国昭将军，他并没有受到东条英机的控制，但是他缺乏足够的力量来进行独立的行动。

　　B-29的到来：“老B来了!”

　　就在新政府还在努力进行自我协调的时候，1944年11月1 日，第一架B-29出现在了东京上空。它来的目的并不是扔炸弹，而是拍摄目标照片，并且试探一下东京空虚的防空力量。月中的时候，又有六架B-29来空转了一圈，正在吃午饭的人们站在人行道上仰望这些银色的飞机，从这么遥远的距离望去它们就像玩具一样，而这么远就能听到的巨大轰鸣声又使它们显得威力无穷，令人畏惧，而它们的华丽也不由人不羡慕。

　　接下来的11月29日，94架B-29飞临了东京近郊的工业区。下面的人们没有把它们当回事，即使在它们开始投掷炸弹时也没回过神来。记者加藤益雄看到：“防空的纪律非常混乱，因为人们都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加藤和他的朋友们把满天的防空炮火忘了个精光，连头盔也没戴就冲到了街上。最后，一个警察命令他们躲进掩体，但是还没等他们进去，就看见帝国饭店旁的一家餐馆着起了大火。

　　所有的人都非常清楚，这次以及随后其他的空袭都是针对城外的飞机制造厂和兵工厂，而那些偶然被击中的居民区只是不幸的意外。飞得极高的B-29即使对它的主要目标———位于武藏野的中岛飞机制造厂也没有造成多大的破坏，而那些投向东京湾的船坞和仓库的炸弹中有大部分都偏离了目标。偶尔有一个轻量的镁弹或者磷弹落在住家的屋顶上，或者穿透了天花板掉下来。这时，只要用一桶沙子，一个湿拖把或者一块浸了水的垫子，马上就能把这个燃烧弹扑灭。

　　实际上，大部分的东京居民对B-29的空袭的感受与其说害怕不如说是着迷。记者加藤益雄回忆道：“在那些早期的轰炸中，我们是怀着一种又兴奋又焦虑的心情度过的，甚至还有一种冒险的心情，就是一种担负着战争危险的狂喜感觉，尽管只是限制在平民所能感受的那种。”

　　美国的第一次空袭

　　一触即爆的首都

　　美国轰炸机的新基地

　　一次罢免东条英机的图谋

　　B-29的到来：“老B 来了！”

　　风夜火海

　　恐慌的难民潮

　　“东京已不只是一片焦土”

　　一艘美国船在燃烧的大阪

　　躲避炸弹的护身符

　　废墟中的日子

　　1944年3 月，一个东京的小女孩在准备进行防空演习。她穿着很厚的裤子和长袖上衣，头上戴着垫得很厚的风帽，这是为了躲避火苗和掉下来的砖瓦块，腰里还别着一条包扎伤口用的毛巾。在她的背心上还缝着一个布条，上面写着她的姓名和学校。

　　后来当轰炸变成了一种常态，人们了解了轰炸活动的方式，并且根据它们来调整自己的生活。白天的轰炸一般发生在午饭时间，持续两到三个小时，在11月和12月，对东京的空袭只在能被3 整除的日子才会发生，如24号、27号、30号、3 号等等。家庭主妇们根据这一时间表来安排她们的购物活动，而在预定空袭的日子里，人们在中午到下午三点之间全都呆在家里。人们把B-29戏称为“定期服务”，而且推测着头顶上的飞行员中午会吃些什么：“没准儿是一些美味的火腿三明治。”

　　然而夜间的空袭就不那么好适应了。人们尝试着早点上床，以便能在半夜11点半左右红色防空警报拉响之前多睡一会儿觉。被人们称做“贵客”的夜袭者也有他们自己的魅力，每当一架B-29从冬天的工业烟灰和云层中现身，被探照灯的光束照见时，那些站在工厂屋顶上的警戒者，以及坐在门廊里和庭院掩体土堆上的人们就会大喊着向它打招呼：“B 先生来了。”一时之间，探照灯的灯光，防空炮火的开火声，战斗机急冲而起，以及远处的火光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幅令人亢奋但却十分危险的夜景。

　　美国陆军航空兵企图通过精确轰炸消灭日本的飞机制造业。除了东京附近武藏野的中岛集团之外，位于名古屋的大型的三菱飞机制造厂也是一个经常被攻击的目标，此外还有小村、神户和大阪的工厂。但是轰炸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精确，主要是因为整个冬天覆盖在日本上空的云层，飞机击中的目标还不到20% 。在1945年1 月一个阴云密布的星期六，一个由15架B-29组成的编队企图轰炸武藏野的工厂，导致东京的空袭警报大叫起来。由于无法透过武藏野上空厚厚的云层找到目标，投弹手一股脑地将高爆炸弹全扔在了他们的备用目标———东京闹市区。他们击中了东京的第五大道———银座地区，这时，正有大群的购物者因为听到了一个错误的空袭解除警报，纷纷从掩体里钻出来，有几百人在直接中弹的地铁站死去，几百人死于剧院里、大街上和高架铁路的下面，而武藏野的工厂区却毫发未损。

　　B-29一直都在努力消灭武藏野的工厂，但只取得了十分微小的成效。然而在2月17日，美国海军的舰载飞机仅仅对这里发动了一次攻击，所造成的破坏就超过了此前六七次超级空中堡垒B-29的轰炸成效。那些地狱猫和海盗战斗轰炸两用飞机飞得很低，对工厂进行大肆轰炸，摧毁了武藏野生产线中的大部分。这对于生产速度已经赶不上被击落速度的日本飞机制造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随着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B-29的效用严重地降低，原因就是冬天的云层和高空的强风，使它们在高海拔进行的精确轰炸变成了一项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美军就试着改变战术：2 月25日，B-29用燃烧弹在东京狂轰猛炸，企图将工厂周围工人们的木头房子全都烧光。大风拯救了东京。当每一捆重达500 磅的简陋、松散的燃烧弹从三万英尺的高空落下时，大风就把其中的许多吹到了东京湾里，或者带到了农村地区，或者将它们吹得到处都是，以至在各地引起的单个小火灾非常容易地就被扑灭了。

　　风夜火海

　　但是在3 月9 日，风却和日本对着干了，带来了完全相反的后果。虽然这天天亮的时候东京还处在一个温柔的早春之晨，但下午的时候刮起了一阵相当大的三月风，到了晚上就变得十分猛烈了。这个时候住在薄板房里的东京人都十分警惕，因为这种天气常常会使这个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的火灾危险大大增加。

　　晚上10点半的时候，广播里警告说，B-29就要逼近了。这一信息被遍布从小笠原群岛到 东京湾的岛链上的守望者们一站一站地传了过来。只过了一小会儿，第一轮的空袭警报就拉响了。

　　就在快到午夜的时候，领队飞机在低空呼啸着从东边快速地飞来，扔下一束束重达70磅的凝固汽油弹。无论击中哪里，这种炸弹都会喷出一条条的燃烧的胶状物。第二架先导飞机在隅田川那里与第一架的飞行路线交叉，在这座黑灯瞎火的城市的东北部地区形成了一个由火光组成的X 形。这一地区是一片低洼的平地，大片的工厂、作坊和小房子沿着河的两岸延伸开来。

　　接下来，超过250 架的B-29在10000 英尺或者更低的空中发出了雷霆般的轰鸣。投弹手们看着已经燃起的大火，将成束的汽油弹和凝固汽油弹投向了黑暗的地区。受到地面上时速28英里大风的驱使，新烧起来的火苗拼命地向上向外延展着，旋转到了100 英尺的空中，并且越过小巷和防火道，不断吞没新的可燃物，那些用松木、纸张、稻草和竹子造起的房子，无一幸免。仅仅在头15分钟内，就有大片大片的木屋区陷入了火海，而大火的强度又使风速增加到了每小时40英里，甚至更快。风助火力，火助风威，现在各处的大火全部都失去了控制。

　　尽管被大火所包围，最初的时候居民们还试图发挥他们在消防演习中所练习的技术，往每个炸弹上猛倒水或沙子，一起组织社区灭火队，并且向警察、消防队员和少数训练有素的救援工作者们请示指令。政府权力部门曾经说过，如果每个家庭都尽自己的一份力，每个社区都进行自保的话，那么整个城市就可以安然无恙。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到，敌机不仅投下了凝固汽油弹，还在每平方英里的范围内投下了多达25吨的充满原油的炸弹，而且大风也飞速地席卷了全城。

　　面对这一切，市政的专业以及业余的消防队员们全都无能为力，他们手上只有从手泵上流出的细弱水流，只有浸透了水的草垫子，只有一桶桶的沙子。脆薄的房子在几分钟内就烧了个精光，一家家的人们要么是尖叫着冲到街上要么就被埋在了烧焦的瓦砾堆下。

　　警察们努力将人们带到防火道里，带到空地上或者已经被火烧了个干净后、火势已经熄灭的地方。有少数的消防水龙仍在使用着，不过消防员将它们转向了那些盲目要穿过大火逃命的人们，赶在他们扑入火焰之前将他们浇透。但是电线杆倒了下来，纠结在一起的电线挡住了出路。在被一堵火墙锁住之后，年轻的冈田寅雄用一条薄被盖在他母亲的背上，然后他们就一起闭起眼睛，冲进大火，直到他们通过了火墙才松开。山本加津子带领她的八个孩子脱险的办法是把他们拴在一起，由她最大的儿子带头，而她自己抱着最小的在后面殿后。

　　火变得极热，烟也极浓，以致有的人的肺部被熏坏了。人们跌倒在路上，在痛苦中不断衰弱下去。不久之后，大街小巷都摆满了一排排焦黑的尸体，这些人在试图从大火的吸氧洞里逃走的时候，窒息并被烧死。在猛烈的大风里，即使那些已经逃出大火范围的人也会因为被风刮来的火星而着火。衣服都被点着了，那些把婴儿绑在背上的母亲们发现孩子身上也着火了。

　　就在这场大浩劫之中，谷口益美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孩子。她在这天晚上的早些时候住入了一家妇产医院，但是在大楼被燃烧弹击中之后，医院不得不进行疏散。

　　向农村的有序疏散

　　东京，身着制服的小学生们登上一列专门的疏散火车，中间的标志上写着“小学生疏散专用车”的字样。

　　在面带微笑的老师的带领下，小学生们到达了农村。一群先前疏散到这里的同学们出来迎接他们。

　　1944年夏天，美军夺取了马里亚纳群岛，这里处在可以对日本进行轰炸的范围之内。于是日本将城市中的大约40万小学生疏散到了农村地区。仅东京就有25万孩子被用船运到了附近的12个县里。

　　尽管孩子们在农村相对安全一些，但他们的生活却一点也没有田园诗似的美妙。即使在那里，上课也常常被空袭警报所打断。放学之后，孩子们被安排去山上挖野菜或者种植蔬菜来补充他们贫乏的伙食。

　　毫不奇怪，这些城市长大的孩子中的大多数很难适应他们的新环境。跳蚤、虱子和饥饿都是他们最忠实的伙伴。而且他们十分担心留在家里的父母。一个女生还记得：“听见炸弹落了下来，看见半边天都变红了。我一直在担心，一直在想家，有好多次我真想抬腿就往家走。”

　　快乐的小疏散者轮流在一个公共浴池中泡澡，并相互搓背。

　　被重新安置的孩子们在为他们的简单饭食表示感恩。这顿饭里只有稀汤、大米和豆子。由于缺乏平衡的膳食，被疏散的小学生普遍营养不良。

　　皇宫的主要建筑被烧成了白地。燃烧弹在东京闹市区引起的大火越过护城壕烧到了皇宫，天皇在他的地堡里躲过了空袭之后，出面感谢了数以千计力图抢救皇宫的灭火者。

　　一位医生将谷口太太和其他人送往一个防空洞，但是还没等他们走到那里，产前的阵痛就迫使她躺倒在近乎结冰的光地上。就在那里，在三个护士的协助下，她生下了一个男孩。护士用她的衬衣把婴儿包起来放在她的身旁，看着大火在周围燃烧，直到天亮。

　　在另一家医院中，就在第一次警报响起的时候，武者三代生下了一个女儿。她是一位电厂老板的妻子，已经是12个孩子的母亲。一小时之后，护士长向外看，看见天空已经被大片的红色照得通明，冲天的火焰冒出滚滚的黑烟，海浪一样的火苗正一波波地向着医院卷过来。由于主管医生正在外照顾受伤者，于是她就下令进行疏散。

　　武者三代和她的婴儿被放在一张担架上，身上盖了几床被子以避免被火烧伤。接着，她们和其他的病人们一起被抬到了距医院半英里之外的一个火车站，几个小时后，武者三代在那里得知她的丈夫和其他12个孩子都在大火中丧生。

　　在东京东北部地区，大量的人群涌向了一个神庙，他们有的认为这个庙是耐火的，因为它在东京的历次大火中都安然无恙，有的则是为了求得那位同名女神保佑。但是这次这座宏伟的木构建筑终于没能逃离火焰的魔掌，在熊熊的大火中房顶坍塌了，将火势蔓延到了庭院中，那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葬场。在不远处的红灯区吉原，高大的铁门都被砰然紧闭，防止签了卖身契的妓女们外逃，也防止火势蔓延过来。当大火烧过来的时候，这里的房子立刻就被引燃了，有许多妓女在这天晚上和嫖客一起被烧死了。在南边的日本桥附近，警察指挥着逃命的人们到著名的剧院“明治座”中躲避。但是逃难者们因为缺少空气而窒息，接着舞台上的幕布就被引燃了，于是这个巨大的建筑也变成了一个火葬场。

　　隅田川对于火势起到了缓解阻延的作用，成千上万的人集中在河岸上，并全跳进了浅水区。但是在一些地区由于两岸全都着火了，大火的热量使河水温度升高，致使许多人被活生生地煮死或者被蒸汽蒸死。一些人在涨潮的时候被淹死了。还有一些人是被后面那些蜂拥向前，拼命往水里跳的人给挤了下来，然后也被淹死。另外有成千上万的人跑到河面的桥上躲避，但是当钢铁的桥梁被烧得滚烫的时候，他们跳进河里，被冲走了。

　　警报解除的笛声在凌晨5 点钟响起。那些在大火中侥幸逃得一命的人们筋疲力尽地瘫倒在地。杉浦由子后来在一首诗中回忆着：“黎明时分，从空袭的火海中逃出，我和孩子就在大街上沉沉入睡。”在一些地方，大火整整烧了四天才熄灭。

　　恐慌的难民潮

　　在3 月10日以及其后的好几天里，尸体随处可见：有一家人堆在一起的，有相邻的住户们堆在一起的，还有成叠、成堆，甚至像一座小山似的堆在学校和医院周围的。丈夫和妻子紧紧拥抱着被烧得熔为一体，烧成焦炭的婴儿还紧紧地攀附在母亲、姐姐或者祖母的怀里。还有一些尸体保持着直立的姿势，双腿紧绷，胳膊伸开，仿佛要奋力逃离火场的样子。一位陆军军医在黎明时分沿着隅田川河岸走时，发现了“河中漂浮着数不清的尸体，有穿着衣服的，也有赤身裸体的，所有的都黑得像木炭一样，这情景真的让人难以置信。这些都是死去的 人，但你根本无法分辨他们是男是女。你甚至无法分辨那些漂浮物究竟是胳膊是腿，或者只是烧焦的木头。”

　　在街道协会努力为幸存者寻找食物和临时栖身处的同时，市政府和志愿者们也在帮助陆军连队集中尸体。如果可以确定尸体的身份，人们就把它们埋在标记着姓名的坟墓中，而那些无法确认的尸体就会每100 个集中埋入一座大墓中。东京一位名叫古里雄一的警长在清理尸体时，呆呆地站在那里，盯着一个男子烧焦的人体，他的背上还绑着一个死去的孩子。古里后来写道，他默默地在心里祈求他们的原谅，因为警方没有能够保护住他们。

　　在3 月10日，有数十万的幸存者们开始外逃，他们没有任何理由留下来，他们的家园已经化为灰烬。粗略估计有25万座房屋被烧毁，致使180 万人无家可归，煤气、供电、供水以及公共交通全都断绝了。一些难民们失去了所有的东西，两手空空，还有一些人抢救出了铺盖和用品，找到车辆将它们装上，艰难地向城外走去，他们要去的是农村的亲戚家或者任何愿意收留他们的人家。铁道在短时间内奇迹般地得以修复，将成千上万的其他人运了出去。

　　后来，政府试图确定16平方英里火区范围内的死亡人数，但从没有人能够得到确切的数字，据官方的保守估计，死亡者在8 到10万人之间。在更早的报告中的人数超过了12万，但这些报告并没有公开。法国记者罗伯特·格依雷恩看到了日本的档案，里面报告说共有19.7万人死亡、失踪或者被推测死亡。一位内务省官员在解释为什么从来都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时说：“我们受到的指令是要报告真实的情况，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那情形可怕得超乎想像。”

　　“东京已不只是一片焦土”

　　在空袭后不久，裕仁天皇从宫里出发进行了一次罕见的外出，他亲自对东京进行了视察。不顾宫内省官员们的反对，天皇执意要到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去。令市民们目瞪口呆的是，在每一个地方，天皇都徒步在瓦砾堆中艰难地穿行着。在结束了两个小时的行程之后，裕仁神色惨然地回到他那辆带着金色菊花徽记的黑色轿车里。他转向一位侍从，和他一起将这次的破坏和1923年那次大地震所造成的破坏进行比较。“这次看起来要可怕得多，”天皇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东京已经变成一片焦土。”

　　这仅仅是恐怖的开端，尽管此后再也没有哪一个城市在单次的轰炸起火中出现过如此重大的伤亡。四天之后的3 月14日，B-29又对日本的第二大城市和重要港口大阪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具有讽刺性的是，那场灾难的一位目击者竟然是一个美国水手。

　　列兵马丁·鲍伊尔于大战开始时在关岛被俘。在1944年11月B-29的空袭开始时，他正被关在大阪第一战俘营里，和他关在一起的还有450 名美国海军士兵以及一些从新加坡带回的英国战俘。鲍伊尔后来在他的回忆录《美国佬不哭》中写道，他“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注视着轰炸过程的推进，“有得意，尊敬，对英雄的崇拜以及某种对整个局面的紧张感。就好像住在一个小镇上，却让拥有世界冠军的纽约洋基队来和你的家乡队比赛并且狠狠地击败了对手一样”。

　　对大阪的空袭规模越来越大。鲍伊尔看见的飞机先是4 架，接着是8 架，然后是16架，最后有数以百计的飞机连续向巨大的大阪- 神户工业区的工厂和军事设施发动攻击。

　　鲍伊尔写道：“开始的时候，轰炸机只在白天发动进攻，接着，采取和白天空袭一样从容不迫的方式，轰炸机开始在夜晚进行袭击。而大阪夜晚近乎死寂的安静使炸弹可怕的声音显得格外突出，当它们尖利地呼啸着掠过战俘营上空时，听起来就好像是一群失控的卡车。空袭从未停止过，无论是下雨还是晴天，是冰雹还是大雪。”

　　一艘美国船在燃烧的大阪

　　1944年的圣诞节左右，在一次大规模空袭后，鲍伊尔经历了第一次死里逃生。他和难友们住在大阪的港口附近，在那儿的一个陆军供应站里当搬运工。供应站里大堆的空汽油桶，被一个炸弹震得到处都是。那个被他们称为“查理森”的平民工头从一个陆军军官那里得到工作指令，指挥战俘们把油桶重新码好。鲍伊尔回忆道：“这差不多是一个逃跑的好时机了，当警报开始响起的时候，查理森让我们走向一个建在一条沟渠对面的小建筑，我们将在那里躲避空袭。”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打击行动，目标集中在大约一英里之外的一座钢铁厂。“B-29使用极重的火力攻击大型目标，当巨大的炸弹击中工厂的时候，我们周围的所有建筑都在动摇。当空袭将近结束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大炸弹呼啸着落向我们藏身的那座房子。当它落地炸开的时候，我们连忙低头躲避，就觉得好像整个房子正在向我们的头上砸下来。我匍匐着爬向门口，朝外张望，看见炸弹已经被埋在一排木建的小库房里，有两三座库房已经倒塌了，最近的那座正在着火。”然后水手们听说一群放学回家的日本孩子在听到警报后躲进了这座仓库，结果都被困在了里面。

　　战俘们冲向了那所正在着火的房子，门已经被炸弹震倒的木材挡住了。一位水手操起一根铁棍撬开了木材，其他人则把燃烧着的杂物踢到一边，他们弄开了门，所有的孩子都安然无恙地逃了出来。

　　到1945年1 月，美国舰载飞机和潜艇对日本海上航运的攻击已经把大阪变成了一座死港。鲍伊尔和其他战俘看见最后一艘满载货物的轮船已经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事了。但是B-29们继续前来，集中地轰炸基础工业：包括大阪－神户工业区内的工厂和各个钢铁厂、仓库以及为它们提供原料的供应站。3 月14日，美国飞机对大阪进行了一次最严厉的惩罚。

　　配有雷达的轰炸机可以穿透厚厚云层的阻碍，27架B-29用1733吨燃烧弹把这座港口城市烧了一个底朝天。在随后燃起的冲天大火中，共有134744座房屋被烧毁。有效的防火道和分散的工人住宅有助于减少伤亡。在空袭后，大阪消防部门统计共有4000人死亡，受伤人数是死亡者的两倍，另有500 人失踪。

　　四天之后的3 月18日，名古屋变成了攻击的目标。这一次参加轰炸的，除了300架B-29之外，还有从一架航母起飞的海军飞机。一番猛炸之后，有三平方英里的地方化为灰烬，成千上万的难民逃往了农村，更多的人在他们被摧毁的房屋之间转悠着，有一些人在瓦砾堆上搭起了临时的小窝棚，还有一些人就在露天里尽量地挨着过活。

　　3 月的空袭之后，轰炸的频度和范围都在继续增大。从4 月到6 月，B-29几乎每隔一天都要出动攻击目标，而到了7 月，它们干脆三天中有两天都在发动进攻。它们把城市作为燃烧、轰炸的目标，而对于兵工厂、军事基地、炼油厂、飞机制造厂和运输系统则同时使用燃烧弹和高爆炸弹。

　　B-29的袭击范围超越了东京，达到了北方120 英里外的郡山和200 多英里以外位于东北海岸的仙台。它们开始每天攻击一个以上的目标：东京西南85英里处的静冈，北边20英里处的小泉，以及西边20英里处的立川在4 月4 日那天全都遭到了轰炸。后来，在一天中遭到攻击的目标数增加到了四个，五个甚至更多。

　　大阪港在1945年5 月的一天受到了重创。鲍伊尔回忆道：“下午的早些时候，大阪的上空黑压压地挤满了B-29，在空袭刚开始的时候，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要对这座面积广大的城市的最后一个重要目标———港口发动致命的攻击，投弹手们的瞄准标记最终从我们身上划了过去。”

　　躲避炸弹的护身符

　　鲍伊尔和其他战俘被日本兵用刺刀逼着进入了港口边缘一个木顶的砖房里，他们惊恐地发现看守他们的日本兵用铁链从外面把铁门紧紧地锁上了。鲍伊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当一些着火的棍子重重地落在木质屋顶上并把它引燃的时候，我们几乎乱作了一团，火苗窜得很快，大块大块烧着的木头开始往地板上掉，火焰已经吞没了木头椽子，我们知道房顶支持不了多久了。”大家搭成了一个人塔，这样他们其中的乔什·麦柯里军士得以攀上去，打碎一扇窗户，从20英尺的高度跳到了外面的过道里。在那里他找到了一根铁棍，撬开了锁和铁链 。大家憋着气跌跌撞撞地冲破浓烟来到露天地里，从着火的木头仓库一直跑到一座延伸到水里的码头上，他们发现日本的平民装卸工们都聚集在那儿，但那位负责看守他们的士官和其他的日本兵已经不见了。他们告诉那些装卸工说战俘们已经回到营地去了。

　　仅仅在一个小时之内，燃烧弹就使船坞附近的木构建筑全部夷为平地，并且引燃了砖瓦建筑的屋顶。有一个平民自告奋勇地要求将战俘们带回营地。鲍伊尔写道：“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或者延缓狂猛的火浪从船坞向外蔓延，眼前完全是一片混乱。烟雾和灰尘浓得使我们连前面的半个街区也看不清。许多脆弱的建筑已经倒塌了，滚滚的怒火又迅速地烧平了剩下的那些。我们不得不走在街道的中间，以防被燃烧的碎块砸着。”当一位心肠最硬的水手在冒着烟的瓦砾堆中发现一顶小男孩的学校制服帽子时，他也忍不住哭了出来。“在回战俘营的余下的路途中，我们都默然不语。当我们回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大阪第一战俘营只剩下了一片焦黑的废墟。”

　　战俘们也加入了整体转移的行列，被送到了农村，在那里他们度过了余下的被俘生涯，在荒凉的山坡上开垦田地来种稻子。

　　日本上空的轰炸机数量还在继续增加。5 月10日有400 架袭击了七个目标，14日和17日各有500 架参加了轰炸，这两次大规模的袭击使名古屋四分之一的地方化为灰烬。5 月24日和26日，又各有超过500 架的飞机轰炸了东京不同的地方。在26日的空袭中，多达4000吨的燃烧弹使东京的中心区整整燃烧了36个小时。

　　皇宫在24日的轰炸中也变成了受害者。其中大片的房舍、神社和花园都被宽大的灰石砌成的壕沟环绕着，而且皇宫居于城市的中心，因此人们一直以为它处在轰炸机的破坏范围之外。

　　着火的木料四处乱飞，上面的火苗被风吹得到处都是，引燃了皇太后和皇太子的宫殿，以及宫里的其他十来处建筑，这些建筑都是互不相连的。有将近一万名的士兵、政府人员和消防员，带着40辆消防车，整整扑救了四个小时。士兵们受命抢救绘画和其他艺术品，并把它们运到安全的地方。他们抢救出了许多珍宝，但是救火却毫无成效，最后共有27座建筑，包括主殿本身被烧毁了。天皇和他的家人都安然无恙，因为他们事先都躲进了在皇家图书馆专门为他们修建的防空掩体中。

　　第二天，天皇和皇后踏着灰烬去向那些奋力抢救皇宫建筑的人们致谢。几个将军按照惯例提出引咎辞职，但是天皇劝阻了他们。

　　当皇宫遭到破坏的消息公布之后，人们都感到极度震惊。但是天皇却似乎十分高兴能和人民共担患难，即使只是短短的一瞬。在大战剩下的时间里，他都住在他的防空掩体里。

　　在其他城市里，反复的轰炸产生了一种不断积累的，使人神经错乱的效果。许多工人不顾禁令，逃往农村，逃难者的人数变得越来越多，到7 月达到了将近800万。那些决定留在城市的人生活在恐惧和失望之中。而美国人还在不断增加着人们的恐惧，他们撒下传单，预告下面将很快受到攻击的城市是哪些。政府下令禁绝了这些传单，并且威胁说那些没有上交的人将会被处以三个月的监禁。

　　许多人都做着逼真、恐怖的轰炸噩梦。在6 月15日的早晨，住在大阪的邦安理惠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告诉她说，她梦见一架B-29把她追得满城跑，她根本无路可逃。邦安太太就劝女儿这天呆在家里，不要去上班了。但是她的女儿不能不去，因为她是兵工厂备受信任的骨干。轰炸机又来了，但是女儿这天晚上却没有在平常的时间回家。直到凌晨三点，她还是没有回来，于是她焦虑欲狂的父母就到城里去找她。当他们终于赶到工厂的时候，听说他们的女儿未及跑到防空洞里，在露天被一个炸弹击中而死去。她的噩梦竟然应验了。

　　迷信的说法四处流传。一对东京的夫妇毫发未损地从他们被炸毁的房子里逃了出来，他们将自己的幸运归结到了他们的两条宠物金鱼身上，这两条鱼被发现在废墟中死去。他们把金鱼送到了当地的庙里，故事便传开了。很快东京所有活着的金鱼都被以高得离谱的价格抢购了一空，而且上色的陶制金鱼的生意也变得十分兴旺。还有一种说法是吃中间夹着一棵韭菜的米饭团子也可以避开轰炸的伤害，还有一些人经过对所有表面迹象的分析，相信他们的社区在遭到过一次轰炸之后，就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许多离奇的谣言传向四方，在最悲惨的故事中间有一个是关于横滨的。这个东京南边的大港口从来没有作为目标出现在美国的轰炸传单上，而且几个月过去了，也没有受到过一次空袭，人们开始相信它是被美国人赦免了的，因为盟国打算在入侵日本时使用它的港口。于是这个城市就变成了希望中的天堂，成群结队的逃难者从东京挤上弹痕斑斑的公路，赶往横滨。然而可笑的是，被美国人从燃烧弹轰炸目标名单中划掉的却恰恰是东京的闹市区，在六次重大的空袭之后，他们在5 月底认为这个首都已经不值得给予更多的注意。

　　废墟中的日子

　　5 月29日，B-29最终对横滨发动了一次白昼空袭，为时一个小时，将半个城市夷为平地。神奇的是，只有5000人死亡。逃难者们再次逃走了，他们丢弃的日用品和家具堆满了街道。

　　对日本进行的最大一次协同空中打击在6 月10日到来了，共有2000架飞机参加。超过500 架的B-29轰炸了五个目标：大阪附近的和歌山和阪井市, 名古屋附近四日市的炼油厂，名古屋 后面群山之中的岐阜，以及东京北边很远处的仙台。1000架从航母上起飞的飞机轰炸了东京周边的机场，300 架飞机攻击九州的机场，其余的打击了大阪和名古屋。

　　在大阪的赤泽富江既机警又幸运，她带着丈夫、女儿以及许多邻居，在一个新建的巨大的储水池附近躲避轰炸。“燃烧弹会烧着房子，甚至空地上的草，”赤泽太太后来写道，“大火引起了巨大的向上的拉力，我们披在背上的被子都被掀掉了。”高温和浓烟很快将赤泽先生逼得发狂，他“一下了跳进了储水池中，里面已经有数不清的避难者，一些人的手里紧紧抓着自行车，甚至还有的抓着活鸡”。接着她女儿的风帽起火了。“我把她举起来扔进了水池里，然后自己也爬了进去。”赤泽太太回忆道，“我的丈夫逃走了，他后来一遍又一遍地感谢我救了我们的孩子，并且说在危急的关头，男人是没用的。”

　　然而第二天，大阪再次遭到了袭击。政木文惠的丈夫是一位木头和象牙的雕刻师，当一架飞机在头顶上嗡嗡盘旋的时候，他从自己的铺子里冲了出来，被一个正在往下掉的燃烧弹喷了一身，一下子被一张蓝色的火网裹住了。“邻居们把他抬到了附近一所学校里的救护中心，”政木太太说，“他的头发还在咝咝作响，发出蓝光，他的皮肤成片地剥落，露出了里面的肉。我甚至不能擦拭他的身子。”她照顾着他度过了痛苦的一夜，直到他在清晨死去。

　　政木太太的悲剧并没有结束。两天后，她那已经被疏散到农村的儿子和朋友们一起在一个校园里玩耍时，发现了一个未爆炸的炸弹。他们向一个空袭警戒员进行了报告。警戒员来到操场，捡起炸弹摇了摇，想看看它是不是还有效。结果它爆炸了，当场炸死了八个孩子，政木太太的儿子则受了致命的重伤。她获悉之后飞快地赶到了当地，发现她的儿子还活着，当他看见政木太太的时候，问道：“爸爸在哪儿，他怎么样了？”

　　她撒了个谎说：“他今天呆在家里了，他有点儿不舒服。”

　　儿子说：“我盼着能见到他，妈妈，我给新出生的小家伙做了个娃娃，放在我的老师那儿了，你去拿吧。”

　　几分钟之后，这个男孩死去了。政木太太后来写道：“我那善良聪明的小儿子永远都不知道他的爸爸已经死了；而他的爸爸也永远都不知道他的孩子会那么快地随他而去。”

　　轰炸一直持续下去，直至看来再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去炸了。到7 月份，美国人已经在日本投下了将近90000 吨的炸弹，有26个城市的共127 平方英里的土地被烧了个精光，大约有250 座建筑化为灰烬。日本全部的生产量降到了1944年时最高产量的40% ，煤产量减少了一半，炼油量则降到了15% ，飞机发动机产量降到了25% ，军械和炸药产量降到了45% ，铝产量则更跌至9%。

　　到7 月底为止，有将近50万日本人死于空袭，有1300万人失去了家园。还有难以计数的人死于营养不良、肺结核以及其他由无家可归和食物不足带来的疾病，这些人并没有包括在以上的伤亡数字里。

　　在城市里，生活就是一系列简陋的暂时凑合。东京的人口从1940年以来已经减少了大约400 万，现在剩下不足250 万人。他们居住的城市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堆小村子的集合体，这些村子围绕着水井、沟渠，成片的砖瓦房，铁路终端以及少数未受破坏的地区，以它们为中心而建。自来水和煤气总管线被炸得稀烂，根本无法修复。人们从古老的水井里打水，在地火上烧开，陆军发放了一些他们积存的大米，但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何况里面还混着秕谷和草籽。人们在任何能找到荒地的地方争相开垦出小片的菜园，他们还诱捕在废墟上觅食的海鸥。几乎没有任何车辆或者自行车剩下来，偶然能看见烧炭的卡车和轿车在行驶。只有很少几条主要道路上的瓦砾被清除了，因为剩下的人不足以完成其余的工作。

　　有一项还能维持一些正常状态的东西就是全国铁路系统，而政府能够为无家可归者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免费坐火车到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肮脏不堪、灰尘满面的逃难者们像惊弓之鸟一样成群涌向各地的乡村，使本来已经人口过剩的农村更加拥挤。

　　无论生活在哪里，东京和其他被炸城市的人们现在都怀着一种超越了爱国主义的激情。记者加藤益雄记述道：“在普通日本人的心目中，充满着对美国袭击者的仇恨和痛苦，他们把老人和婴儿都变成了战争残骸中不可辨认的焦黑尸体。”

　　一位被俘的美国飞行员被蒙着眼睛，手被绑在身后，站在他的救生衣和充好气的救生筏旁边。地点为神户。

　　在神户港附近的兵库县，日本士兵在一次空袭之后检查散落于梯田中的一架B-29的残骸。

　　1945年6 月，大阪闹市区在燃烧弹的破坏下变成了一片巨大的瓦砾场。甚至连街道都不可辨认了。一位幸存者报告说：“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成了白地。”

　　在1945年3 月10日东京最惨重的轰炸起火之后，无家可归的幸存者们涌出城外。后面正在奏乐的是一支陆军军乐队，他们不顾在空袭中估计多达10万人的死亡，坚持要庆祝陆军建军节。

　　来自空中的毁灭 ·

　　来自空中的毁灭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１７１

　　日本探照灯的交叉光柱锁定了一架B-29超级空中堡垒，里面满载着燃烧弹，在阪井市的上空形成了雨点般的火光。时间为1945年6 月10日。

　　风助火力 城市尽毁

　　1945年3 月10日，就在凌晨的黑暗中，超过250 架的B-29将2000吨燃烧弹投向了东京。这是柯蒂斯·李梅将军新战术的第一次重要实验，他是第二十一轰炸机大队的首领。那些在较早时期对日本发起的空袭———比如1942年的杜里特尔空袭和1944年的高空精确轰炸并没有造成多大的破坏，于是李梅现在计划采用从低空飞行的飞机上扔燃烧弹的方法对付日本的工业城市。

　　对东京的燃烧弹轰炸建立起了一种可怕的轰炸模式，这种模式被广泛使用在对随后许多城市的袭击中。燃烧弹落在了东京人口最稠密的部分———湖东地区，这是一个劳动阶层居住的地方，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多达10.3万人，用木头、纸张和竹子建成的房屋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当时刮起了一阵反常的寒风，速度高达每小时40英里。记者加藤益雄回忆说，这阵风“把数以百计的小火苗赶到一起，形成了巨大的火墙，它们越过街道，防火道和沟渠，速度快得吓人”。这股火被飓风追上、包围并且烧死了无数试图逃跑的日本人。许多人虽然没有被烧死，却死于窒息，加藤写道：“火焰呼啸着前进，大量吞咽着氧气，成千上万的人死在防空洞里、大街上、沟渠里，甚至是大面积的开阔地上，就像被抽干了水的湖底上大量喘息挣扎的鱼。”为了躲避跳跃前进的火头，成群的人跳进了隅田川和这一地区相互交叉的沟渠中。

　　热度太高了，以致它所引起的气流使飞行在几千英尺高空、长达90英尺的B-29也晃动起来；火光也极为明亮，以致在轰炸机快速飞回位于马里亚纳群岛的基地时，机尾的炮手在150 英里之外还能看见闪光。在一夜之间，东京16平方英里的地区被烧成了白地，而且大火整整烧了四天。

　　在取得这第一次成功之后，B-29又摧毁了名古屋、大阪、神户和几十个其他工业中心的大片地区。在被袭城市的一个又一个的街区中，剩下的只有冒着烟的电话线杆子，东京的妇女们把它们叫做“废墟上的墓碑”。

　　东京的市民们在查看一座在1942年杜里特尔空袭中被毁掉的房子。这次早期的袭击只炸毁了50所房子，炸死的人更是屈指可数。

　　在东京繁华的银座地区，当一架未被发现的美国侦察机嗡嗡地从头顶上飞过时，人们躲在了门廊下和一个没有覆盖物的壕沟里。

　　装满凝固汽油的罐子和燃烧着的油河

　　B-29按照一种极为有效的轰炸模式在日本的主要城市里留下了大片的废墟。领头的飞机被称为探路者，它们确认目标地区并在那里投下炸弹作为标记。用来点燃第一把火的炸弹通常是M-47，它是一种70磅重的大罐子，它会在离地100 英尺的空中爆炸，分散成几十个两英尺长的圆筒，中间装着凝固汽油，就是一种变成胶状的汽油。这些圆筒在撞上易燃的房屋时，释放出燃烧的凝固汽油，燃起大量小火苗，然后它们会迅速地联成一体并向外蔓延。

　　随后而来的轰炸机以下面的火光为坐标，投下另一种类型的燃烧弹：M-69，里面装的是石油。这种六磅重的炸弹被成捆地扔下，它们也在空中爆炸，发出耀眼的白光，当油滴雨点般落下的时候，最先落地的那些就被下面燃烧着的凝固汽油引着，向上的火苗立刻就着成大片，然后火势就会烧到地面，沿着街道像小溪一样流动着，然后那些远远落在后边的轰炸机就会赶来为越来越大的火势再加一把油。

　　1945年3 月，在大阪上空投下的一束燃烧弹发出耀眼的火光，四下飞散。

　　1945年3 月14日，燃烧弹纷纷划过大阪的夜空时形成金蛇乱舞般的景象。这次空袭摧毁了134744座房屋。

　　3 月14日空袭中大阪闹市区的火海。这次空袭共有274 架B-29参与，投下1733吨燃烧弹。脆弱的建筑物加速了火势的蔓延。在一个　　　　地区，大火很快烧光了房屋薄薄的墙壁，露出了木质的框架。

　　1945年6 月5 日，士兵、警察和空袭警戒员们赶往神户的被袭地区。

　　一个灭火队正在顽强地从神户的海滨向着火的城市传递着海水。

　　“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赶快逃命”

　　日本人在抵御燃烧弹的轰炸中显得十分无助。城市消防部门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火势根本无计可施。社区志愿者们尽职尽责地和大火搏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丧失了生命。自制的防空掩体变成了死亡陷阱，成千上万的人在里面窒息而死。一个女孩说得非常简单：“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收拾一下离开———赶快逃命。”

　　有无数的日本人确实逃走了，但这也只是枉然。记者加藤益雄在东京的空袭之后报道说：“在一些宽阔的街道上，极目望去都是成排的尸体，有男有女还有孩子。他们试图用躺在大路中间的办法来躲开大火，结果一样躲不开。另外在学校操场上、公园里、空地上以及铁路高架桥的下面都有成堆的尸体。”

　　1945年6 月，神户的消防员们努力抢救一所房子。但是他们无能为力，因为先前的轰炸破坏了大部分城市供水系统，使水压降低了70% 。

　　军民救援人员用抓钩从东京的隅田川中向外捞尸体。有成千上万的人为了躲避浓烟和火焰而跳进河里，结果被淹死、窒息而死或者被煮死。

　　1945年3 月10日的轰炸后，东京的一条街道上成堆的烧得不可辨认的尸体。为了收集和处理在这次灾难性的袭击中死去居民的尸体，幸存者们整整花去了25天的时间。

　　向被俘的敌方飞行员复仇

　　轰炸东京的B-29的飞行员们并没有毫无损失地全部返回。在历时一年多一点的轰炸期间，大约损失了300 架超级空中堡垒，而那些生还的飞行员们发现，他们陷入了重重危机之中，危机就来自满腹仇恨的日本人。在福冈市附近，日本陆军军官们会按照惯例杀死被俘的美军飞行员。有一次，日本兵们在砍掉八名飞行员的头之前，在他们身上练习致命的空手道辟掌，并用剑砍他们。

　　但是也有一些陆军军官和政客遵照命令，尽他们所能地挽救美国兵，以免他们被愤怒的日本平民杀掉。在一位名叫冢本的警察的报告中描述了一次这样的行动。1945年5 月5 日，冢本和一群拿着武器的村民向着九州的一个空军基地附近的一片小树林进发。有一架驶入轰炸基地的B-29起火，其中的一个飞行员跳伞逃进了树林。

　　看见那个美国人之后，冢本用支离破碎的英语大喊着：“举起双手，举起双手。”那个年轻的美国人理解了他的话，并把手枪放到地上，举起了双手。但是接下来村民开始尖叫着：“杀了他，杀了他！”美国人被吓坏了，他从地上抓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然后他就倒下死去了。

　　冢本站在尸体旁边，拦住了那些愤怒的人们，不让他们用剑和匕首乱砍。一个拿着菜刀的老妇女撕扯着冢本大喊道：“我的两个儿子都去参军了，而美国人把他们两个全杀了。我要报仇！”但是接下来她把目光集中在了那个美国兵光滑的脸颊和蓬乱的红头发上，他最多不会超过20岁。然后她就跪了下来，摇晃着尸体大哭道：“为什么你一定要杀人呢？难道你自己就没有父母吗？”

　　战争的失败与最后的希望

　　“如果日本赢得了莱特岛的胜利，就取得了大战的胜利。”日本首相小矶国昭在1944年11月8 日的一次广播讲话中，这样向全国宣布。美国的大军已经攻入了莱特岛，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司令们也已经达成一致意见，要调动全部的资源在这一次战役中保住这个中部菲律宾岛屿。小矶国昭把这次争夺莱特岛的战役称为“天王山”，指的是发生于1582年那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天王山战役。在那一战中，一个封建领主动用了他全部的战争资源为了争取全国的控制权而孤注一掷。这个词使日本的每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一场最后的生死决战即将到来 。

　　然而，早在10月25日，也就是第一批美军踏上莱特岛仅仅五天之后，日本联合舰队三分之一的力量就在莱特湾的战斗中被消灭掉了，这次惨败使得莱特岛的丢失变成了战略上的必然结果。但是没有人把这个情况告诉小矶国昭，直到11月20日他仍然在大谈特谈莱特岛的胜利。但是在一次前去觐见天皇的路上，陆军大臣杉山元在他耳边悄声说道：“首相阁下，我要告诉您，最高指挥部已经决定放弃在莱特岛进行决战的战略，改为在吕宋岛进行。”

　　还没等小矶国昭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他已经来到了天皇面前。天皇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已经知道了最高指挥部放弃莱特岛改守吕宋岛的决定。

　　小矶国昭回答道：“我是刚刚来觐见陛下您的时候才知道的。”

　　天皇身子前倾，压住怒火说：“首相阁下，你说过的莱特岛之战是一次‘天王山’似的战役，那么你想过要用什么办法来纠正这样的话吗？”

　　小矶国昭鞠躬退了出去，他的脸因为难堪和愤怒而涨得通红。他感到绝望，连战争中最主要的情况都不让他知道，那他怎么能希望控制得好政府呢？最高指挥部是不是还对他隐瞒了别的什么坏消息呢？

　　最后的战斗

　　更坏的情况还在后面。在吕宋岛大败之后，日本在1945年3 月的琉磺岛和6 月的冲绳的两次所谓“天王山”式的决战中相继失败。形势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最终的“天王山”决战就是日本本土的保卫战。

　　到了这个时候，小矶国昭和其他务实派的领导人意识到日本在大战中已经失败了，于是他们开始伸出和平的触角，进行试探。

　　可悲的是，日本人的骄傲和日本的传统，使他们不可能用西方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寻求和平。于是他们还要继续为保卫日本进行准备。

　　在制定最后决战计划的时候，陆军的首脑们很坚定地相信：美国人已经像鼓足了气的气球，只要有一次毁灭性的失败，就可以迫使他们放弃大战。但是由于一味坚持这个观点，他们忽视了两个事实：第一是美国的潜艇已经击沉了大部分日本商船，使燃料、食品和原材料这些关键物资的进口几乎断绝；第二是美国的飞机正在把日本的工业城市炸成一片片废墟。

　　2 月6 日，在位于东京市谷的日本陆军总部，陆军的作战指挥部正式批准了一项保卫日本的新政策。宫泽秀一中将向参谋本部的将领们做了一个现实的简单报告，内容就是关于即将失守的菲律宾的情况，但是他宣称道：“我们现在正在组织16个师的力量，准备投入本土的保卫战，我们将在这一战中扭转大战的形势。在敌人登陆后的两周之内，我们会注入20个师的兵力，我们将彻底消灭敌人，确保日本的胜利。”

　　第二天，宫泽秀一会见了日本六大军区的指挥官，将新征召来的16个师和任何能从满洲调回来的部队在它们中间进行了分配。他说，在任何美军可能登陆的地区，日军将以三比一的对比迎击他们。

　　指挥官们预测，美军最可能的进军路线一个是从中国大陆越过日本海，一个是从冲绳北上。他们把南方的九州岛作为最主要的防御阵地，所有的战备工作将在夏天之前完成。他们一致决心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如果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那么整个日本的命运就是“玉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陆军在2 月底时公布了本土的防御计划。宫泽秀一将军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说：“战争的进程最后将迫使敌人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和我们交战。自从瓜岛撤退以来，陆军一直没有什么机会和敌人在陆地上作战，但是当我们在日本本土交锋的时候，我们的陆军将显示出不可战胜的优势。”

　　在2 月底举行了一次为期三天的陆军高级军官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更加周密的作战计划。军官们保证将会有40个师迎战前来入侵的敌人，并且估计如果放宽征兵的年龄限制，还可以增加150 万人的兵力。防御战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对预期中敌人登陆的海滩进行一系列的反击。日本士兵将会以排山倒海之势把敌人赶回大海，这将会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役之一。

　　打起精神，迎战盟军

　　3 月初，陆军首脑们说服首相小矶国昭关闭了所有的初级中学，学生们被迅速地动员起来，种植粮食，生产军火，帮助进行防空工作，并在陆军老兵的训练下学习如何击退入侵者。下面的步骤是组织人民义勇军，就是将除了病人和孕妇之外所有13到60岁的男女都组织起来，使他们在敌人侵入的时候全都能拿起武器抵抗。由于总司令部不到最后关头不愿意向人民发放枪枝和弹药，所以他们的训练只能用木制的步枪、模型子弹和竹枪。

　　陆军按照规定的程序继续组建新的师，由新征召的年轻人和上了年纪的老兵们组成。天皇全身戎装地出席了每一个新团的组建仪式，穿着和他们一样颜色的衣服。在5 月23日的一次大会上，他颁发了40面新的团旗。东京广播电台宣布有24万学生已经被动员起来，担负起“积极的战斗责任”。农民们也被组织起来建成了民团。

　　几十万部队被从中国满洲和朝鲜调回来加强本土的防御。士兵们成群结队地在农村地区挖战壕、修碉堡，在这些活动中他们毁掉了菜园、稻田甚至私人的房屋。他们把火车挤得满当当的，公共场所也充斥着他们的身影，他们的军官们有时在日本的老百姓面前表现得十分傲慢，就像他们对待朝鲜人和中国人一样。低级军官们被派到工厂去“灌输纪律”。

　　他们的说教和军队作派，只能让那些筋疲力尽的工人对他们敬而远之；他们还企图将军事性的高效率强制性地套用到工厂制度中，但这样做的结果与其说促进了生产，不如说产生了破坏作用。

　　6 月6 日，陆军和海军的司令们交给军部一份关于最后决战的正式计划，标题为“关于未来战争行动的基本政策”。计划中主张，日本具有两个重要的优势：支离破碎的岛屿地形和忠诚团结的人民。陆军副总司令河边虎四郎中将说当敌人企图侵入日本时：“他们在登陆的那个瞬间就会遭到日本军队的反击，而且会一直持续到他们被打败，掉头逃走为止。”计划中打算在海上就消灭美国四分之一的登陆兵力，然后在他们登陆过程中再消灭另外的四分之一。

　　尽管陆军首脑们希望给美军带来的巨大杀伤，会促成一个在海岸线上谈判媾和的结局。但实际上，他们更期望的是进行一场直到最后的长期战争，包括运用焦土战术，以及在本土各岛的山谷间进行游击战。他们指出日军的供应线和联络线都会很短，而美军的则长而脆弱。这样日本就可以把入侵者拖死耗尽。

　　据陆军将领们说，现在共有250 万兵力可以投入前沿阵地，而后方还有400 万经过军事训练的公务人员可以支援。如果发出一个全国动员令，还可以发动起2800万男女群众，他们装备有步枪、手榴弹，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还有弓箭。最后，将领们肯定日本仍然拥有一定的空中力量，可以打击入侵者。陆军称它有7000架飞机，海军有将近6000架。（实际上只有四分之一的飞机是真正的作战飞机，其余的都是作废的老机型或者是训练用机，这些飞机只能用来执行自杀性的同归于尽任务，而其中确实有5225架最终被派去执行这种任务。）

　　两天后，军部正式同意了这一计划，在这次最后的仪式性的会议上，首相小矶国昭在他的总结中直言不讳地说：“日本目前的情况确实危急，她已经到了从死神的嘴里夺取生命的关头，这不是靠智慧或者技巧就能够办到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

　　陆军清楚地知道，如果不能取胜，面临的就只有死亡或者屈辱。陆军的宣传机器散布恐怖的故事，大肆渲染盟军在进入欧洲的轴心国家时犯下了多少多少暴行。最高指挥部派出秘密警探搜寻那些胆怯者，有超过400 个的著名人士被捕，因为他们有谈论甚至仅仅是想到过媾和的嫌疑，其中包括外交官和法官。那些没有（甚至没有能力）为全国的战备做出贡献的人，受到了言辞隐含的威胁。大阪的一个警察局长甚至公然地说：“由于存在全国性的食品短缺，本土还面临大规模入侵的危险，所以有必要杀死所有的虚弱者，包括老年人、婴儿和病人。我们不能允许日本因为他们而毁灭。”

　　以杂草和虫子为食

　　他们的话使日本人民觉得在劫难逃，不久的将来，他们会以各种方式死去：被燃烧弹轰炸烧死，被饿死、病死，或者在军事首脑们的敦促下自杀而死。随着陆军最后决战准备的推进，人民日常生活变得更加艰苦。肺结核四处蔓延，许多人死于肺炎，不仅是老人和婴幼儿，连那些曾经身体健壮的成人也因为房屋被炸毁后的风餐露宿而染病身亡。

　　在信件、日记、回忆录以及战后的采访中，人们都表达了他们的痛苦。到了6月，食物已 经变得极为缺乏，人民极度贫困，甚至连黑市都开始倒闭了。到处都是饥饿，它变成了生活的主宰。疏散到农村的小学生们采集野草和蕨类煮着吃，尽管野草割破了他们的嘴巴，而且味道极坏，但他们却要靠这些恶劣的食物维持生命。如果哪顿饭里有肉，肯定是狗肉或者猫肉，但人们总是假装吃的是松鼠肉或者野兔肉。一个小女孩顺从地吃下了她父亲定期从一位住在海边的亲戚那里带回的鲨鱼肉，靠这个，她没有患上许多孩子都患有的维生素缺乏症，但是她一边吃一边在脑子里想：“当船只被鱼雷或者炸弹炸沉的时候，一定会有许多人被鲨鱼吃掉了。那我现在和吃人肉有什么两样？而且鲨鱼肉闻起来这么恶心！”

　　蚕蛹也被煮来吃掉了。人们从田野里抓来昆虫，烤了来吃。这些虫子和榨油剩下的干豆饼是大多数人仅有的蛋白质来源。即使再加上政府口粮中大米的代替品（其中大部分的质量都有问题，许多都难以消化），还是没有什么人每天的能量摄入能达到1200卡的维持身体机能的最低标准。

　　日本外交官的家庭能吃到比大多数人都好的伙食，但有一位官员的妻子还是一直担心他们将面临的可怕结果：“我们三口人都虚弱多了，我没有体力也没有精神，健忘得厉害。当一个人在慢慢饿死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症状。”许多父母把自己少得可怜的口粮分给了他们的孩子，有一些父母就这样逐渐衰弱而死。

　　“我甚至可以牺牲我的孩子”

　　大多数人的体力都极度衰弱，他们觉得很难活到第二年春天，甚至觉得在下一次的空袭中就会死掉。他们在精神上也同样衰弱，日本的道德体系正在崩溃，抢劫、扒窃和盗窃成了普遍现象。大人们去偷小学生的午餐，并且洗劫邻居被炸坏的房屋。人们最后的一点财产也常常在防空洞和逃难途中被偷走。从1937年入侵中国之后，标语、操练、强制性的游行和集会已经变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它们只对年轻人和心地单纯的人才会产生影响作用，大多数的人只是祈祷着他们的苦难能够结束。

　　然而大多数的日本人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打算在入侵者出现的时候和他们进行搏斗。无论妇女、孩子还是农民，只要是有坚定的爱国心，并且还有一点点体力的人，都打算用他们的生命来共同保卫他们的土地。妇女中有一些人的决心格外地坚定，还有一些人是冷静的理想主义者。石川幸子是冲绳一个志愿医护队中仅有的几个幸存者之一，后来她在解释她和同学们为什么做好了必死的准备时说：“我们早先所受的教育就是要牺牲一切可以牺牲的东西。当我们离开学校时，一个老师告诉我们说不必非要去军队里，我们可以回家，这样会比较安全。我们回答说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将准备为国而死。只要日本能赢得战争，做什么都行。”

　　一个年轻的家庭主妇，一点也没有因为轰炸和饥饿而感到沮丧，她坚定地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退缩。我甚至可以牺牲我的孩子，一直战斗到死。”一个女学生承认她感到沮丧，但是又补充说：“如果政府说‘战斗’，而且其他的女孩子们都参加战斗，那么我也会参加的。”

　　陆军向志愿者组织、学校、工厂、政府机关和农村地区派出了教官，以训练这些平民们到时候进行英勇的最后抵抗。每天早上天还没亮，这些人就已经排好队准备进行这一天的训练了。在大多数地区，这些平民卫国者们首先到当地的神社进行一次团体性的参拜，再次表示献身的决心，他们将把自己献给天皇和国家，也献给几十万死于战争的日本人。在他们的心目中，那些人已经变成了神灵护佑着日本的命运。

　　进行过精神上的训练之后，紧接着就是艰苦的操练了。训练者们排成一排，面前摆着用稻草扎成的真人大小的靶子，靶子都被牢固地绑成直立的姿态。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根长竹竿，竹竿的一头被削尖，而且经过火烧加固。在教官的口令下，男女老少练习着刺、戳和躲闪等技巧，为时大约一个小时，一边练习还一边咒骂假想中的敌人。

　　为了胜利的自杀

　　在日本海沿岸的岛根县住着一个名叫葛西雪子的高中女生。她的老师给了她一把木匠用的锥子，并且告诉她当美国人到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发扬日本精神，杀死他们，以此来解决战争。即使你只杀死一个美国兵也是有用的。你必须用这把锥子来自卫，必须瞄准敌人的腹部捅。懂了吗？就是腹部。如果你不杀死至少一个敌军，那你死得就不值。”

　　一群被疏散到农村的东京女孩变成了使用“刀”的行家，这种刀是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有着钩形的锋刃。在练习中，女孩们娴熟地摆动着手中轻巧的长杆，和手持笨重剑道武器的当地农村男孩对打。她们能不断击中男孩们的腿，在他们还未能进行一次回击之前就把他们摔倒在地。如果装上锋刃，这种大镰刀一样的武器应该可以在和敌兵的搏斗中奏效，因为可以用它砍断敌人的腿。

　　陆军的新兵们挖掘散兵坑，任何时候他们的背上都背着沉重的东西。负重训练并不是强制性的任务，只有那些主动参加的人才进行。当美国的进攻开始时，他们将背负35磅重的炸弹埋伏起来。当一辆敌军的坦克出现时，一个士兵就会从藏身处冲出来，带着炸弹一起钻入坦克下面。这将是一种十分英勇的死法。

　　还有一小队一小队的新入伍的学生和年纪较大的人，被派去沿着海岸线修筑碉堡，架起铁丝网，到时他们将和来犯的敌人进行游击战。但是他们的条件实在是糟糕极了。13岁的长柄进报告说，他们那个20人的班被派到山里去挖弹药坑，从那里可以俯瞰濑户内海。但是他们只有一支步枪，武器每天在大家手中轮换，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有机会拿一下，他们中间以前几乎没有人摸过枪。

　　训练和装备中存在的诸多缺陷，显然没有给陆军的首脑们造成任何困扰。6 月份，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将军宣布“胜利的坚实基础”已经打好了。差不多在同时，后方的广播向人民保证，已经准备好了秘密武器，可以将敌人从海岸线驱逐出去。

　　所谓的秘密武器就是发动自杀性攻击的飞机和人体鱼雷，它们在对美国海军的攻击中已经体现出恐怖的效果。如果众神没有用一场神风来帮助日本消灭敌人的话，陆军和海军就会培植起一股用人体组成的神风。他们将用几百架装满炸弹的战斗机，和人体火箭弹、人体鱼雷一起摧毁敌人的舰只和登陆艇。教练机和老式的双翼飞机被拖进了任何可能的入侵路线旁边的山中。这些飞机的燃料是酒精，酒精是从松树干里提炼出来的。飞机里面将满满地装上炸弹，由毫无经验的志愿者操纵。他们将顺着长而陡峭的山坡滑下来，撞向美国的船只和登陆艇。学生和征募来的志愿者经过训练，将在京都城外的比睿山执行这一任务。

　　“神风”这个词用来指所有发动自杀性攻击的志愿者，不管他们是开着飞机，背着炸弹还是充当人体鱼雷。但是最能激发日本人想像力和牺牲精神的，还要数那些神风飞行员。这些自杀性的飞行员脖子里缠着白色的围巾，驾驶各种各样的飞机，通常在每架飞机里都装载着一个重达550 磅的大炸弹。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大学生，只有20出头，这些学生在还没有毕业前就被征召入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人文学科的学生，理科的学生们被允许继续留在学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都是很有思想的年轻人，已经冷静地做好了为国牺牲的决定。

　　当一个鱼雷艇基地的训练主管向他的手下提供一个机会，找人充当志愿者去执行自杀性任务时，他总会细心地解释说：“你们必须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作出选择。我保证，如果那些人的良心使他们不能赞同这种新的攻击方式，他们绝不会面临任何影响或者压力。请你们一个一个地到我的办公室来告诉我你们的决定，我向你们承诺我绝不向你们提出任何问题，或者要求做任何形式的解释。”班里有一半的人志愿参加，大约有150 人。其余的人拒绝了，但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或责难。

　　寻找战争的出路

　　但是，随着局势的恶化，高级军官们越来越直接地提出对志愿者的需求。九州一个飞机场的指挥军官召见了40个飞行员，告诉他们已经受命组成一个神风飞行队。他说：“我不得不请求你们自愿地参与这次任务，但你们还可以自由选择。”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在军队生涯中还是第一次被请求去做什么事情，以前做事的时候全都是服从命令。由于被这请求感动了，所有的人都志愿参加了行动。

　　在这些飞行员留下的诗歌、书信和日记中，可以看见神风精神的疯狂沸腾。在他们所有被记录下来的思想中，突出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责任。至于对美国人的仇恨，或者对一场看起来必输无疑的战争的绝望等等，都远不那么重要了。正是责任支持着神风队员们度过他们最后的那一小时，一位海军军官主动地去执行死亡任务，尽管他预见到日本必败无疑。他说：“一个男人必须尽忠报国。”

　　许多神风飞行员都把他们的牺牲看做一种对文化欠债的偿还。山口辉乃在就要出发的时候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日本式的生活实在是美丽极了。这种生活方式是祖先留传给我们的所有至美事物的结晶，能够用我的生命来保卫这些美丽高贵的东西，真是一个荣幸。”贝实进写道：“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我慈爱的双亲的感激，是他们把我养育照管成人。那么我就以一点绵薄之力来报答天皇陛下给予的恩情吧。”

　　在这样的思想鼓舞下，飞行员们以斯巴达式的单纯方式度过了他们最后的几天。他们没有沉迷于酗酒吸毒，而他们看到的惟一的女性就是那些女生代表，她们带着花束或者樱花来为他们进行正式的送别。从他们最后写给亲人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些年轻的飞行员中的大部分在他们最后飞行的前夜都睡得很晚，他们精神勃勃，急着出发。

　　神风精神被当作了每一个平民的榜样，要求他们在即将到来的歼灭战中遵循。在濑户内海边的山里挖掘弹药坑的少年长柄进，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而且越快越好。他在多年后写道，他当时反复地想的就是“怎样去抓住一个敌兵然后死掉呢”？另外还想到他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会和父母住在一起吗？我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会怎么样呢？他们怎样才能找到我和父母死后要去的西方乐土？”

　　有千百万的日本人不约而同地都产生了一样的念头，他们准备好拿起武器战斗，并且努力要在死去之前杀死至少一个敌人。一些人认识到了，在他们的长矛和天上盘旋的银光闪闪的B －29之间存在的天壤之别，但是这一认知并没有对他们高涨的训练热情产生任何影响。他们将在海岸线，在街道上，在山岗上坚持战斗，直到敌人精疲力竭，流尽鲜血，停止战斗，离开日本，并且保持他们的领土和生活方式不受任何影响。

　　“在最后的五分钟取得胜利。”成了那些仍心怀希望者的口号。对于那些不抱任何希望的人，“玉碎”只是一个勉强的安慰———他们的世界将和他们一起粉碎。

　　尽管有千百万的日本人准备为天皇去死，但实际上，在那些想要停止战争的人中，天皇本人是主要的一个。他在发动大战的时候就同意得极为勉强；早在1942年2月的时候，他就产生了和谈的念头，这个念头是在他最亲近的顾问、掌玺大臣木户幸一侯爵的启发下产生的。从那以后，裕仁曾经在许多场合建议他的大臣们结束战争。

　　但是在通往和平的道路上存在一个看起来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就是盟国在1943年11月的《开罗宣言》中公布的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过去的几年中，在公开或者秘密倡导和谈的人中，没有一个能向盟国提出一个针对保留日本“国家实质”问题的妥善解决方法。所谓的“国家实质”，其主要的意思就是古老而神圣的天皇制度，国家实质包括的内容有“日本的生活方式”，日本本土的不可侵犯，对于军国主义者来说，陆军的荣誉也是国家实质的一部分，他们把它当作天皇的完整性的一种延伸。

　　从1942年往后，一些由政客、官僚，甚至是军队的成员组成的小集团一直在考虑，如何使日本的战争目标和它不断缩减的力量相一致，同时他们还为了开辟一条谈判媾和的道路而和当时的机制不断周旋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和木户幸一保持联系，再通过他联系到天皇。

　　就在木户幸一和天皇就这一主题进行第一次对话后不久，外务省官员吉田茂向木户幸一提出了一个建议，吉田是一位沉静内敛的和平拥护者，他的建议就是派在西方非常著名的前首相近卫亲王到瑞士去寻找和平谈判的机会。木户幸一侯爵和两位曾经力图使日本免于战争的前首相———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和冈田启介都支持近卫。在他们的支持下，近卫考虑了各种寻求和平的办法。但是他们总是遭到陆军的阻碍，此外，由于他们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保留天皇的地位，也使他们的努力难以成功。

　　海军准将高木础吉是海军军令部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战计划制定者。1943年晚些时候，应米内光政的要求，他秘密地对日本的目标、成就和前景进行了一个长期的评估。在得以接触海军以及几个战争生产部门秘密档案的基础上，高木考查了空军、海军以及商船的损失情况，国家储备以及原材料资源的减少情况，并且对敌国的力量进行了估计。这项研究在1944年初完成，得到的结论非常简单：日本正走向不可挽回的失败，只有媾和能够使它免于毁灭。

　　但是高木础吉不敢把他的报告呈给他的上司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岛田对东条英机十分屈从，以致他的海军同僚们在背后讽刺地把他称为“东条英机的副官”。相反，高木在私下里简要地把研究情况告诉了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和几个朋友，其中就包括在陆军中和他担任相似职务的松谷盛大佐。

　　作为陆军最高机密长期规划部的负责人，松谷盛命令他最亲信的助手们进行了一项独立的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一份被他坦白地命名为“终止大东亚战争的措施”的文件。在这份文件里，指出了日本从1944年往后可能面临的各种情况，并且针对各种不同的情况都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其中最受青睐的计划集中讨论了德国崩溃的时间，并且强烈敦促日本努力在德国崩溃时结束战争；过了这个阶段之后盟国只会变得更加强大，而且他们对于日本的态度也会更强硬。最后计划书中提出了一种最后地步的情况，到那时日本将面临一个残酷的选择：要么被消灭，要么投降。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松谷盛的现实主义分析认为，日本必须放弃所有的目标和成果，以争取保留皇室以及它赖以维持的传统。

　　松谷把他的秘密报告在陆军和海军的最高层军官传阅，他对于自己的研究结果的信心极为坚定，因此他轻率地把它拿给了首相东条英机，并且热切地向他阐述日本必须在被迫接受残酷的投降令之前寻求和平。

　　东条英机的反应迅速而且冷酷，他把松谷的研究指称为敌对的宣传，并且下令把这位显贵的司令部军官调到了中国去当前线指挥员。在那里他将有无数的机会，以死为他的懦弱、叛逆的思想赎罪。

　　松谷盛的朋友们最终成功地把他从前线救了回来。但是经过这件事之后，那一小群了解日本的资源和力量不断下滑这一秘密的司令部军官和中级的部里官员们变得清醒起来。他们的上司们把这些资料作为迫使东条英机辞去首相职务的工具，并且用来为木户幸一侯爵编纂秘密报告。但是大战仍然继续进行，行动的基础仍然是海军和陆军的总司令部做出的正式的估计，这些司令部的人员和他们的报告都深受了东条英机至死不休态度的影响。

　　东条英机和岛田繁太郎下台了，同时明显对战争持悲观态度的米内光政海军大将担任了海军大臣和副首相。高木础吉在1944年9 月，为他的新上司和保护人准备了一个松谷盛的评估和建议的最新版。在米内光政的要求下，这份报告还包括了其他内容：高木自己关于如何取得陆军的合作，结束战争的想法；关于公众对投降反应的预测；以及一项关于如何联络到天皇，并借助他个人的努力获得和平的战略———这是所有项目之中最具危险性的。但是，和许多类似的想法一样，高木础吉的和平战略草案也撞上了石头。这块石头就是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看起来毫无疑问地意味着天皇的终结，然而即使是最热心的和平倡导者也无法接受这一条件。

　　天皇的无声请求

　　1945年1 月的时候，天皇本人也开始插手了。他一直想召开一个由前首相们和他的元老会成员参加的会议，但是由于宪法限制和军方的反对而无法做到。于是他就在2 月份分别召见了那些人，和他们讨论战争的进程以及和平的可能性。前首相东条英机现在已升格为元老，他向天皇发表了一通关于国家团结和坚定的必要性的演讲，并且认为美国人难以保持进攻的强度。东条英机敦促天皇下令要人民全身心地投入战争，要宣称“我们有必胜的信心”。

　　而近卫亲王则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建议。他说道：“日本已经输掉了战争。”现在近卫心中最害怕的是，由于日本的损失引发的对美国的仇恨，再加上后方的困难，可能在日本人民甚至是陆军中导致一场共产主义式的革命。“从维持日本帝制的立场来说，我们最需要害怕的不是失败本身，而是可能伴随失败而来的发生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近卫总结道，“我坚信我们应该尽可能迅速地结束战争。”

　　在东条英机的“我们会赢”和近卫的“我们已经输了”这两种论调之间，不可能达成任何一致的意见。其他的元老们在他们的单独觐见中没能说出他们心中的疑惧。努力再次受挫之后，天皇耐心地进行了又一项研究。这项研究的内容是在抵御美国进攻中，海军的士气状态和物质情况，由长谷川清海军大将负责。长谷川的秘密报告与高木和松谷的主旨相同：日本难以取得胜利，甚至连本土都防守不住。

　　尽管长谷川清、木户幸一和其他的天皇心腹一直在寻求使日本逃脱毁灭的办法，但是战争的领导者们和军事官僚机器却无情地将日本不断推向毁灭的深渊。

　　在陆军把持领导权的情况下，小矶国昭首相成了一个毫无作为的旁观者，他的外交大臣在国外所做的一点点外交努力，也全都没有任何成果。在琉磺岛陷落和美军登陆冲绳之后，小矶国昭被迫辞职。就在美军占领冲绳四天之后的4 月5 日，莫斯科宣布它将在一年之内停止执行与日本的中立协定。这很清楚地预示着一场新的不幸来到了日本头上———跟苏联的战争就要开始了。

　　就在同一天的傍晚早些时候，元老们召开正式会议推选新首相。他们发现东条英机仍然掌握着主导权，说话咄咄逼人，独断专行，就和他当首相时一样。东条英机再一次说，选择就是在无条件投降和死战到底之间进行。东条英机代表着大多数将军的意见，主张继续战争；而木户幸一侯爵、一些高级海军将领和大部分前首相则希望和平。然而在下面七嘴八舌的辩论中，惟一能达成的共识就是下一届的首相和内阁必须得到人民的信任。

　　由于东条英机隐含性地威胁说，陆军要“走它自己的路”，这些政客们再次避开了进行战和抉择的责任，选择了一个妥协性的首相候选人，这就是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他既不是主战派，也不是主和派。铃木既不属于任何派别，而且还是一位日俄战争中的退休英雄，他受到了其他领导人的广泛尊重。但是他已经近80高龄，而且没有当首相的欲望。即使在木户幸一苦苦哀求他“为了拯救国家”而去担起这个责任的时候，他仍然十分不情愿。

　　充当战争外衣的和平内阁

　　这天晚些时候，裕仁天皇在他的图书室里等着当选首相的出现。天皇筋疲力尽，近乎绝望。在夜里，他被失眠所困扰；在白天，他一直在阅读各种文件，包括大臣们的报告、各大使馆发来电报的汇总、美国广播的译件。后来他还看到了对于战争结果的坦率估计，木户幸一在以前一直出于天皇不应干政的原则而没有给他看。所有这些中最糟糕的就是他的人民所受到的苦难，这些在对被炸后东京的巡视中，他都已亲眼见到了。裕仁瘦掉了15磅，他的头发和胡子也显出了淡淡的灰白。

　　将近10点的时候，天皇听见前厅里传来了许多人的窃窃私语声，这说明新首相已经准备登场了。于是他定了定神，使自己沉静下来。门打开了，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并深深地鞠下躬来。

　　天皇脸上带着少见的微笑，手也微微地挥了一下，他示意铃木缩短一下他那些繁琐的问候语句。铃木贯太郎身着正式的晨礼服，恭敬地屈着肥胖的身体，他有着浓密的眉毛和滤茶器一样的胡子。对于天皇来说，他实际上是一个比父亲还要亲近的人。因为他曾经当过10年的内庭侍从，现在还是御前会议的首席。天皇除了在一些最正式的场合之外，都称他为“亲爱的叔叔”。没有一个首相能比铃木贯太郎对天皇更忠实尽力，也没有谁比他更受到人民的尊重。所有的这些品质都是国家需要的，因为日本天皇已经下定决心，无论采取什么办法，付出什么代价，也要赶在国家遭受到更大的痛苦和灾难之前迅速地结束战争。

　　铃木贯太郎这次鞠的躬比以前还要深，他几乎是用恳求的语气陈述了自己不足以承担御前会议和元老们强加给他的重任。他的理由一个是他太老了，一个是他从来都对政治感到不舒服，还有一个是他更喜欢沉醉于中国先贤老子的哲学冥想中，而不愿意去做那些营营汲汲的行政和外交事务。最后他说：“况且我耳背得厉害，以致有时连陛下您的话也听不清楚。”

　　天皇的回答十分温和，但也十分坚定：“你对政治的不熟悉成不了什么问题，耳背也没关系。因此，请接受这个任命吧。”

　　他们两个人之间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和平或战争的字眼。出于传统的拘束，天皇不可能简单地说，“叔叔，找个办法顶住那些将军，求得和平吧”，但是天皇后来也承认他曾经有过这个念头，他确信铃木贯太郎能够理解他心里没有说出的意旨，并且付诸实施。然后觐见就结束了。

　　如果说这位新首相真的揣测出了裕仁的和平愿望的话，那么他就把这个思想埋得太深藏不露了，以至于他选出的外交大臣东乡重德一点也没有发现。东乡重德当时63岁，他曾经在珍珠港事件时当过外交大臣，但是由于反对东条英机的政策，不久后他就离开了内阁。从此之后他一直就是秘密的主和派中的主要顾问。现在，退休在家的他被重新起用之后，期望着能得到内阁全力的支持以打开谋求和平的道路。

　　在一次深夜的会面中，东乡重德小心翼翼地问铃木贯太郎，他对战争进程有什么看法。铃木很平和地回答：“我想我们还可以再坚持打上两到三年。”东乡感到震惊和难以相信，他举出日本物质匮乏的实际情况反驳铃木对于日本精神力量的顽固迷信。铃木对他的说法不屑一顾，一点也听不进去。最后东乡感到极度无奈，他对铃木说两人在战争前景上的观点分歧太大，没办法进行合作。于是他谢绝了外交大臣的任命。

　　铃木贯太郎不同意他的推辞，两个人又苦苦纠缠了半个小时。铃木先觉得累了，于是他们就分手了，约定第二天晚上再接着讨论。

　　第二天，也就是4 月6 日，东乡重德接到了一大堆的恳求，全都来自那些元老和天皇的御前会议成员。他们请求他接受外交大臣的职位，向他保证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铃木贯太郎就无法开窍，并且认为只有靠他才能改变铃木的观点。木户幸一的私人秘书给东乡打了个电话，大着胆子透露了一点天皇的决心，他悄悄地说：“在我看来天皇正在考虑要结束战争。”

　　来自莫斯科的终结者

　　最后，铃木贯太郎重新和东乡重德一起坐下来，他简略地说：“在战争前景的问题上，我对你的看法很满意。”

　　这个含糊的保证说服了东乡，使他觉得自己可以放开手脚进行外交活动。于是他接受了任命，并且马上着手进行谈判，以防苏联和日本开战，同时也为了确定苏联是否会在日本和西方盟国之间进行和平调停。但是东乡还是对于首相是否会致力于和平表示怀疑。

　　毫无疑问，铃木贯太郎首相关于战争的公开讲话，给日本人和全世界留下的印象是：他和任何其他的军国主义者一样好战。在他的第一次公开广播讲话中，他宣布：“我的国民们，时间已经到了。无论男女老幼，每个人都应该振作精神，准备迎接即将发生的事情。按照我个人的愿望，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投身于战场，奋勇前进，哪怕是踩过自己人的尸体。我将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天皇的利益。”后来他又在帝国议会中说：“日本的人民都是皇室忠诚服从的仆人，如果天皇制度被废除的话，他们也就失去了所有的存在意义。因此，无条件投降就意味着一亿人的死亡，它使我们除了继续战斗直到最后一人之外，别无选择。”

　　铃木贯太郎摆明了姿态，陆军司令部也在为最后决战制定着越来越多的疯狂计划，而同时外务省的外交人员们也在不辞辛劳地努力奔忙，争取海市蜃楼般地与苏联调停。他们的要求一再遭到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断然拒绝。由于前首相广田弘毅也曾经担任过驻苏联大使，他被派去和新的苏联驻日大使、年轻的雅各布·A.马立克进行接触，再次努力争取延长《苏日中立条约》，并寻求和谈的可能。

　　6 月3 日，广田弘毅在箱根的一个温泉疗养地会见了马立克。酒足饭饱之后，两位外交官闲聊起了如何使两国的关系向着一个更友好的层次迈进，谈话亲切和谐，但是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广田向他的上司提交了一份十分乐观的会谈报告，但是当他试图在苏联大使馆和马立克再次见面时（在莫洛托夫命令许可的情况下），却突然生了一场重病，无法进行会谈了。

　　天皇亲自下令要广田弘毅坚持下去，但马立克直到6 月24日才答应会见。这一次广田弘毅接到授权，向苏联许诺说，可以用日本费力夺来的东南亚的矿产资源作为交换，以订立一个新的盟约。

　　但马立克仍然无动于衷。6 月29日，广田弘毅再次来找他，这次他带着名副其实的全权委任，并且提出了一项正式的提议，要求签订新的互不侵犯协定。马立克告诉广田弘毅，他将派通常所用的穿越西伯利亚的信差将这份提议送到莫斯科。但是在莫斯科，当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两次试图提起广田- 马立克谈话这个主题时，莫洛托夫都装作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尽管不敢告诉天皇正在发生的情况，但东乡重德做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苏联正在使用拖延战术。通过莫斯科谋求和平的道路被堵死了。

　　实际上不仅莫洛托夫知道日本的提议，连华盛顿的高官们也都知道了，因为马立克事后立即用电报向莫斯科进行了汇报。美国人在很早以前就断绝了日本的外交渠道，现在他们既读到了向莫斯科的日本大使馆发出的各种焦急狂乱的指示，又读到了佐藤大使率直的答复，敦促政府不计代价地投降。天皇再次亲自插手，派近卫亲王向莫斯科带去了他的亲笔信。

　　但是在7 月17日的波茨坦会议上，盟国确定了彻底击败日本的最后作战计划，敦促日本投降。在为期两周的会议期间，日本发出了各种信号，请求结束杀戮和毁灭。这些信号虽然有些藏头露尾，但是还是比较明显的，然而美国和苏联对此视而不见，那些调停者的时间很快就要用光了。

　　战争的失败与最后的希望

　　最后的战斗

　　打起精神，迎战盟军

　　以杂草和虫子为食

　　“我甚至可以牺牲我的孩子”

　　为了胜利的自杀

　　寻找战争的出路

　　天皇的无声请求

　　充当战争外衣的和平内阁

　　来自莫斯科的终结者

　　小矶国昭将军。他在担任朝鲜总督时由于其凶恶的相貌而获得了“朝鲜之虎”的绰号。他在1944年代替东条英机担任首相时，没有得到陆军参谋本部的支持，他们不及时向小矶国昭报告作战计划，并且不让他看机密资料。

　　一群工作人员在东京西边的一个试验场上放飞洲际气球。

　　风中的秘密武器

　　当日本的城市在美国的炸弹下燃烧颤抖的时候，日本人也在寻求利用他们所研制的秘密武器进行报复，这种秘密武器就是洲际气球炸弹。

　　许多气球都是由心灵手巧的女学生一针一线地缝制而成的，她们还用了一种从“魔鬼舌头”里提取出来的胶，这种植物是日本的土产，有土豆一样的块茎。每个气球都是由600 块韧性极好的材料拼成的。

　　1944年11月，第一批载着炸弹的气球被放入大气层，它们在高空飘浮，一直越过了太平洋。在放飞的9000个气球中，最终只有几百个抵达了北美洲，而且几乎没有造成任何破坏。

　　学生们吃力地抬着一个他们刚挖出的松树桩，这种树桩可以用于提炼天然的飞机燃料。在强加给平民的各种“志愿”工作中，挖树桩是最重的一种。

　　1945年春，住在临时搭建的栖身所里的空袭幸存者在进行早上的例行工作。他们的社区在此前的空袭中被全都炸毁。

　　1945年神风飞行员们平静地等待着自杀性任务的到来。有的在下棋，有的在奏乐。由于缺乏作战飞机，一些志愿者要等上几个月才能进行他们最后的死亡飞行。

　　一座为精英们准备的山中堡垒

　　1944年11月，在位于东京东北方110 英里处松代附近的水上山，日本工程师们带着2500名朝鲜劳工开始在山的一侧开山炸石。他们修建的是一座陆军的地下仓库，实际上，这座由六英里长的隧道和无数小房间构成的设施，是在盟国入侵时作为全国指挥部使用的。

　　堡垒中的一个部分中镶着精美的柏木，这是作为皇室的应急住所使用的。相互连接的大洞穴们则是为帝国最高指挥部和一万名政府工作人员准备的。

　　到1945年7 月，建设基本完成。陆军着手对总部区域进行布置，甚至还给天皇装了一个浴缸。但是工作很快到此为止，因为裕仁拒绝表态是否要离开东京到堡垒去。掌玺大臣木户幸一的态度更加明确。他后来说他从来没有想过在人民为抗击入侵者战斗而死的时候，要跑到“一个洞穴里去自杀”。

　　相反，在裕仁的吩咐下，陆军加固了东京皇宫里的防空洞。松代那个巨大的迷宫堡垒一直处于空置状态。

　　尚未完工的帝国最高指挥部的入口处，进去就是水上山中空的山腹（如上图）。下图为中央通道中的一条，墙上为圆筒状的墙体支撑物和动力电线。

　　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1945年4 月天皇将他选为首相，希望他能谈判媾和。但他却反过来敦促全国战斗到底。他在战后宣称，他的呼吁只是一种腹语似的东西：字面上是一回事，其中的含意又是另外一回事。

　　１９５

　　绝望的日子

　　一个无处栖身的家庭艰难地走出横滨市。在1945年5 月29日的轰炸之前，横滨一直都是避难者的天堂。在这一年的空袭中，有1000万日本人逃离家园。

　　日本的命运：大火、骨灰和眼泪

　　15岁的莞井见角子跪在一个荒凉的山坡旁，这里离东京十分遥远，她在那里的家园已经化为废墟。她从余温仍在的火葬堆中捡起父亲最后一块焦黑的骨头。他是在前一天夜里死去的，致使他死亡的，就是过于漫长的冬天和过于漫长的战争。

　　整个上午，见角子都在陌生乡村的农舍间哀求、扒寻，想找到一点木炭和碎柴。整个下午，她又忙着使火保持足够的热度，以焚化她父亲那瘦弱的遗骸———这是最后的净化仪式。这个任务本来应该由长子承担，但是她的家中却没有长子，见角子和她病弱的妈妈是家庭中仅有的幸存者。她把铁筷子放在一边，深深地鞠了下躬，任由泪水落进骨灰里。

　　大火、骨灰和眼泪，这就是战争在1945年的初夏之前带给日本的东西。现在能够帮助日本人民逃脱沦为国家陪葬物这一悲惨命运的，就只剩下众神了。

　　东京的市中心被烧了个精光，周围堆满了生锈的工厂物件的残骸，以及破碎的防空火炮。在许多被轰炸的城市里，憔悴肮脏的幸存者们苦苦挣扎，修理着这台已经耗尽燃料、支离破碎的战争机器。有成千上万个家庭，像莞井见角子家那样已经变得残缺不全，他们都在迁移，逃离城市和美国的轰炸。

　　所有13岁以上的男女现在都被编成了“人民义勇军”。他们受到和士兵一样的严厉管制，所有的人都接到命令：要战斗到死，要抛弃伤员，要以自杀来躲避被俘。

　　在九州的海岸上，陆军为迎战盟军的进攻所做的准备时断时续地进行着。在完好无损的广岛市周围的群山里，陆军的工兵们炸出无数的洞穴，作为新的防御工事。在检查了用泥土和铁丝网组成的海岸防线之后，记者加藤益雄发现它们中的大部分都“原始简陋，是用手工做的，十分粗糙”，因为这些都是出自从田里征募来的农民之手，他说道：“日本打仗只是出于一种习惯，因为它不知道该怎样停止。”

　　3 月份的一次轰炸后，东京的市民们在一座临时搭建的神社前鞠躬。在这次轰炸中，本愿寺被烧毁，周边地区有几千人死去。

　　充满了偷抢和凑合的生活

　　在东京一个陆军军营中，挤住着从附近一个遭受燃烧弹轰炸地区疏散出来的家庭。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背着孩子的东京妇女在一个仓库的灰烬中扒着烧焦的大米，背景中的那些人在等待轮到他们。1944～1945日本的水稻收成是十多年中最低的一次，到1945年6 月，大米从平民的膳食中彻底消失了。

　　一队工人在日本石油公司的长崎工厂中拖拉一个被炸坏的石油罐。

　　残骸中的抢救

　　望不见尽头的毁灭

　　横滨遭到燃烧弹的空袭之后，一位瘦弱的幸存者试图用他的房屋上被烧焦的木头和其他剩余物搭一个栖身之处。

　　两个日本女孩俯瞰工业城市八幡成片的废墟。这些工人住宅被B-29的燃烧弹烧成了废墟。

　　摘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国内的有关情况，特别是珍珠港事件之后直到日本投降、二战结束这段时期。

　　全书共分六章，分别介绍了日本的历史文化背景与二战前法西斯力量的形成和活动过程，战时政府及政治的运作，战时人民的生活状况，军队的征募、训练和生活，美国对日本在1944—1945年间进行的大轰炸的情况，以及在面临失败时日本的各种反应和措施。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日本的“大和魂”精神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渊源。“大和魂”是日本民族精神的中心，它是在日本独特的历史和传统之中逐渐发展并确立起来的。这一思想在二战中是日本的精神支柱，要理解它就必须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有一个大概的认识。本章就是对日本的历史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并且介绍了战前日本政治和思想界的变化和活动，特别是法西斯力量的形成。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东条英机政府在二战期间的活动情况。东条英机是日本在战争中的核心，主要的决策都是出自他的手中，即使在下台之后他仍保持着对日本政局的控制权。因此，了解东条英机在战争中的的活动，是了解战时日本的关键之一。

　　第三章主要介绍了日本人民在战时的生活情况。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在二战期间，所有的资源都被投入了战争，后方人民生活极为艰难。政府采取了各种严厉的控制手段，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地榨取物资和劳动力；人们在严酷的环境里，为了生存苦苦挣扎。

　　第四章主要介绍了战时日本军队的有关情况。为了进行军事扩张，日本把军国主义教育作为日本教育体系的核心；为了扩充军队，动员了一切可能的力量；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倡导野蛮残酷的训练方法，并每时每刻都在向士兵灌输军国主义思想。

　　第五章主要介绍了美国对日本进行的轰炸情况。1944-1945 年的轰炸给日本的工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也带来了巨大的伤亡和财产损失。日本也进行了大量防空工作，但基本上无济于事。日本人民的生活因为轰炸而变得更加艰苦。

　　第六章主要介绍了1945年战争接近尾声时日本的各种行为和反应。日本政府分为战和两派，双方就谈判媾和还是作战到底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并进行了各自的努力。

　　撰写者采用的方法是点面结合、叙中有议。本书引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当时的报章、政府文件、统计资料，战后的采访，回忆录以及当事人的信件、日记和追述等等，详细而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日本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在情况介绍之外，作者还围绕在二战中间被日本奉为主要精神动力“大和魂”，以此为主要线索，从历史、文化、心理以及在人民生活中的体现等角度入手，对这一思想的形成、发展、体现和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就使读者能从更深的层次上理解日本在二战中的各种政策和行为。

　　疯狂的岛国

　　[美]时代生活 著

　　第一章 日本精神

　　震惊日本的诏书第一次的神风拯救了日本本土

　　以头颅为代价的突然行动菲尔莫尔总统的特使

　　仿效西方的热潮伊藤先生对德国的访问

　　培养对天皇的崇拜从武士到实业家

　　吸取帝国主义的教训与美国作战，我们毫无畏惧

　　第二章 东条英机和战争工具

　　阴影背后的掌权派日本军队中的希姆莱

　　臃肿蹒跚的官僚机构一百万个无所不包的组织

　　根除“思想犯”一个自由主义嫌疑犯的恐怖历程

　　大捷面具下的惨败外交在征服者的疯狂中受阻

　　飞机制造业的激烈竞争陆军建立起自己的海军

　　第三章 黑暗之谷

　　一项秘密研究木头做成的服装

　　Nukapan：“你一吃就会哭。”“幽灵人口”的口粮

　　宣扬少洗澡的美德被称做“飞行杀手”的战斗机

　　传家宝换芜菁私下放映的《乱世佳人》

　　垒球解说员的新词汇“调情是不可能的”

　　第四章 军队的生活

　　一位“民族英雄”的简朴墓碑“爸爸，我要为国而死”

　　“在游戏时间训练的娃娃兵们”鼓舞勇敢精神的神话

　　二战中的最大一次送行会新兵训练中的制度化暴行

　　通向富士山的死亡进军意味深长的久贺少佐自杀事件

　　“对一位英雄灵魂的凭吊”

　　第五章 战火之春

　　美国的第一次空袭一触即爆的首都

　　美国轰炸机的新基地一次罢免东条英机的图谋

　　B-29的到来：“老B来了!”风夜火海

　　恐慌的难民潮“东京已不只是一片焦土”

　　一艘美国船在燃烧的大阪躲避炸弹的护身符

　　废墟中的日子

　　第六章 战争的失败与最后的希望

　　战争的失败与最后的希望最后的战斗

　　打起精神，迎战盟军以杂草和虫子为食

　　“我甚至可以牺牲我的孩子”为了胜利的自杀

　　寻找战争的出路天皇的无声请求

　　充当战争外衣的和平内阁来自莫斯科的终结者